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溢出与机制识别

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及多重路径的综合作用效果。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不仅能显著赋能本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对邻近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占比为79.4%;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且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呈协同效应,消费能力路径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均呈背离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市数据,采用CRITIC-熵权法与TOPSIS相结合的方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考察数字经济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果在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数字经济推动了流域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现阶段并不利于非流域地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但在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和提升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并不明显。为此,应发挥成都、重庆双城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区域协同发展力度,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础。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武装劳动者、升级劳动资料、嵌入劳动对象产生了数字新质生产力,为国民经济各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制造业全产业链,形成制造业“新质”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新料质”劳动对象三要素,三要素共同作用于制造业,产生数字制造业新质生产力。随着数字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推动制造业量质齐升、节能减排、结构优化、市场拓宽和发展成果共享。未来,从生产力三要素视角出发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培养高素质制造业劳动者、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速数据要素嵌入传统生产要素以实现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

内部控制、研发投入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以2012—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对其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能够正向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能够作为内部控制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变量,即内部控制能够加大研发投入水平,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对丰富内部控制的微观主体效应,助力高发展质量能力形成与提升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和分布动态研究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本文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出发,构建包含经济效益、产品质量、技术创新、绿色发展、两化融合、高端发展6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利用Moran指数与Kernel核密度估计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和分布动态。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和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稳定上升,地区差异明显,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格局;(2)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大部分区域空间集聚相对稳定,呈现出低流动的空间稳定性;(3)各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梯度差异,但在整体上具有差异缩小的趋势。

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地区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3个地市面板数据,通过AHP-熵值法测算各地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及β收敛模型考察流域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地区差异及其空间收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始终保持“下强上弱”的空间分布格局.2)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向西南方向偏移,并表现为东西向集聚、南北向扩散趋势.3)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略有增加,组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流域整体及上、下游地区支持条件β收敛和绝对β收敛机制,但不同地区的收敛速度和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基于实证结果,从提升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差异化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

双向FDI协同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制造业双向FDI高效互动与协同发展,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4—2021年中国23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双向FDI协同发展促进了邻近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3)机制检验发现,双向FDI协同发展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需实施制造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释放双向FDI协同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打通双向FDI协同发展的赋能渠道,以更好地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制造强国目标建设。

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协调视角

耦合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内在动力。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协调视角,选取2017-2022年制造业时序数据,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超效率SBM模型和多元回归等方法,探讨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已逐渐从初级协调进入中高级协调发展阶段;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贸易摩擦强化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突发疫情冲击阻碍制造业耦合发展过程。研究结果有利于丰富制造业耦合发展量化测度和前因研究,为制造业耦合发展与创新治理提供依据。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融合机理和测度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积极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融合机理,并测度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及各区域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呈现“东部领先,中西部追赶”的格局。(2)全国及各区域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到初步协调的转变,但区域差异明显。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视角

选取2010—2021年中国的30个省级区域数据,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从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视角检验绿色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在区域、产业结构和科技投入方面呈现出明显地异质性效果。此外,绿色金融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两个作用途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据此提出要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制定绿色金融差异化发展策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完善环境规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

选取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构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动态演进、地区差异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2011-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核密度显示全国以及东部、中部、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Dagum基尼系数显示四大经济区域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呈缩小趋势,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莫兰指数显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

人口老龄化、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了探究人口老龄化、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熵权法分别建立新质生产力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人口老龄化、新质生产力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新质生产力水平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逐年提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不同省(区、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负面影响较小,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效应。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且复杂的关系。文章选取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对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与门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可通过提高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约束下,数字技术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双重门槛,在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合理区间内,数字技术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今后应加快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推广和应用,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产业集聚通过促进工业低碳转型,有效推动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结合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布在H-H型与H-L型聚集区;劳动力集聚抑制了本地及邻地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产业密度等指标则具有促进作用,相关结果已通过稳健性检验;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如东、中部地区劳动力集聚具有抑制作用,而西部地区则具有促进作用。

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对地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20年的数据,以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商行设立对地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城商行设立显著促进地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尤其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二,城商行设立通过提高地区信贷规模与FDI流入、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水平与创新水平,推动地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三,城商行设立带来的积极效应集中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制造业企业,以及中小规模、与银行关系密切的制造业企业。因此,城市应充分利用城商行带来的优质资源,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与创新,实现地方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欧美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经验及对提升中国水平的启示——CAFTA升级背景下

本文分析了欧盟和美国在制造业服务化方面采取的各种战略和措施,总结了欧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和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借鉴欧美发展经验,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水平可以得到的关于增加科技要素对制造业的投入、国家之间和区域内开展服务贸易壁垒削减的谈判、推动区域内的自然人流动和合作、推进制造业数字化和服务化的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等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迈向“智造强国”,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0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研究样本,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在产业关联视角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在行业间产生垂直前向、后向和水平技术关联方向的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后发现,动态能力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中介效应之一。本文从理论层面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同时为合理引导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研究——基于知识创造与知识地理溢出的双重机制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对于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文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出发,剖析人工智能通过知识创造机制、知识地理溢出机制,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复合效应。利用2012—2021年四大智能制造与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的省域面板数据,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上述的复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组织层面,应当以制造业产业集群为人工智能应用的主体形式;在区域层面,注重区域的软、硬制度要素的构建,推动区域的数字化水平提升和新基建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势能,促进人工智能在区域的长期“根植性”。

“一带一路”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贸易的视角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领域。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制造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文章选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直接投资的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202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效应,以及数字贸易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数字化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有显著的增强作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有显著增强作用。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即应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积极参与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和合作,提高数字贸易的质量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