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视角下传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关系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的进一步加强,从环境规制视角探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亟待深入。为此,基于环境规制视角,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0—2020年面板数据,分别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区域碳排放效率及传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以下简称“两业”)融合水平,并采用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1个省市的平均碳排放效率由2000年的0.811下降至2020年的0.511,整体下降幅度较大,其中上海市的碳排放效率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两业融合水平增长速度较快,其中东部地区的融合水平较高,与中西部地区有明显分化;两业融合水平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负向调节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基于此,提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要因地制宜推动两业融合,打造高端绿色化产业园,并合理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给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借助2006—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带动效应,而这种效应表现出阶段递减特性。从分解效应看,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带动效应表现出单门槛非线性特征,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分区域看,相较于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分行业看,科学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特点,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临界减小特征。

山西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研究

根据2001—2020年山西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数据,对两产业协调发展的均衡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山西省对高技术产业的重视度不够、产业结构调整较为缓慢、山西省制造业对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度要高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山西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均衡性不足,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区域比较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但在我国,一方面是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对生产性服务业"拉力"不足;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小而分散",对装备制造业"推力"不够。存在着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两层皮"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全国最具代表性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东北这四大板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对策。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辽宁省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生产性服务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并基于此提出了通过发展制造业生产性服务平台等方式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工业互联网推动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发展研究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层次、全方面融合的产物,在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对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度不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推动两产业耦合的机制和路径,从要素配置、技术创新、价值链整合与分解、产业集聚四个方面说明了工业互联网推动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发展并以此提升国际竞争力,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服务平台”视域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促进地域经济发展研究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有效合理的连接是地域经济生产和服务行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方面。生产性服务行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原生动力之下,其崛起存在必然性;同时,经济发展也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动因。首先,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对地域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其次,以福建省相关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对地域经济带来的经济指标变动情况,以实际数据衡量其变化和影响程度;最后,提出在“服务平台”视域下协同地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策略,旨在为实现地域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辽宁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程度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对辽宁工业振兴意义重大。基于辽宁省2012年投入产出数据,运用中间投入率界定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运用直接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指标,测算辽宁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程度,并建立四维象限,分析两产业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要小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因此,辽宁省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拉动制造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融合环境。

大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积极响应"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支撑转型发展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大庆市提出以"油头化尾"为抓手,拓展生产性服务业板块,这一举措对推动大庆市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查分析大庆市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现状和结构现状,结合两者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双向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广州荔湾：建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基地

为彻底解决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空间载体问题，广州荔湾区将在三山——东沙粤港澳高端服务业产业合作区内的东沙地块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约2000亩的先进制造产业园基地，以广州市3D打印园为核心，首期规划建设500亩地作为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基地的启动区，满足产业发展需要。

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也由重总量扩张转变为重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新时代背景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融合发展,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促进全球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新时代的产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数字经济为背景,介绍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必然性与耦合效应以及二者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实现路径,为助力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位研究

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生态位模型测度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差异与竞争现状。结果表明: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位宽度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其中融合基础生态位宽度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是导致我国生态位宽度呈梯度分布的主要原因。生态位重叠现象普遍,区域间存在激烈竞争,其中地理位置和优势主导产业相近更易形成相同的融合路线,导致重叠度较高。生态位适宜度整体水平偏低,融合子系统生态位适宜度均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当今中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重要命题。在构建城市创新质量新指标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创新质量,并能通过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城市科技投入水平和吸引研发人员流入三个渠道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协同集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能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推动新企业注册量的递增,进而提升城市的创业积极性与创业活跃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具有促进城市创新质量和创业活力两大功能,可以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增长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进行实证检验,探索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成立;②数字经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两业”融合程度的促进更为显著;③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正向促进“两业”融合;④数字经济发展对“两业”融合度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⑤不同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对“两业”融合程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度上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度评估——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与比较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协作、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文章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分析了1995—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程度,并基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探讨中国不同类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拉动作用以及受到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995—2020年,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较高且在不断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也主要流向两者,且向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流动趋势更为明显,表明了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趋向;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更明显,而低技术制造业受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更明显;生产性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需要在制造业的拉动作用下发展,水运和仓储业则对低技术制造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此,应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加强产业关联,构建产业互动发展机制;提升科技支撑,促进产业高效协调发展。

价值网络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模式研究

我国经济正处于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基于价值链体系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在由价值链向价值网络演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从作为价值链服务环节的提供商、互补者到制造业的战略伙伴,可以通过外包、价值链延伸、嵌入式发展,积极融入制造商网络。通过提供更专业化、个性化、低成本和柔性化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助力先进制造业向更高价值链攀升,促进服务型制造企业成长,推动建设现代化的产业组织体系,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从成本、结构升级和竞争的角度,基于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分析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聚集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呈正U型关系,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程度较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区域的角度来看,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从制造业类型来看,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此,我国应通过深化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程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减少政府干预来推动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制造业服务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有助于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且这一结果在不同技术复杂度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特征,即中低技术复杂度的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贸易开放度能增强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发展水平和省域技术创新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服务化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选取2011—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空间SDM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技术外溢、节约成本、增强交流三方面对本地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地抑制了邻近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研究对于促进生产性服务集聚、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