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中国制造业外包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对中国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各国的制造业企业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中国制造业外包企业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此情况下,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并向价值链两端攀升势在必行。但在推进制造业外包发展过程中存在退税不及时、优惠税收"一锅端"、国内深加工结转业务无法享受优惠收税等一系列财税问题。只有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差别税收"、增加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等有效的财税政策并避免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问题,才能有效解决这些财税问题,推进制造业外包完成转型升级,并向价值链体系的两端攀升。

承接制造业外包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辽宁省的制造业外包有着自身的特点: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占制造业外包比重较大,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国内市场导向的其他外包比重较小但发展迅速。以1998—2007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考察承接制造业外包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拉动度以及贡献率,并对多因素条件下承接制造业外包与辽宁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消费、投资、一般贸易出口以及国内贸易因相比,承接制造业外包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但这种贡献作用呈现下降趋势。

辽宁省制造业外包的竞争力研究

制造业外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劳动密集度性高的承接方在劳动密集型外包业务中具有优势,同时应当结合技术要素优势来考察。规模经济是制造业外包的源泉。辽宁省制造业外包竞争力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力要素优势,技术要素和规模经济要素则是比较劣势因素。要增强辽宁省制造业外包的竞争力,就要从继续发挥劳动力因素优势、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等方面入手,发展主导产业,扩大经济规模。

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外包发展现状,审视存在的一系列不适应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发展如退税不及时、优惠税收"一锅端"、深加工结转业务无法实现优惠收税等关键性的财税问题。指出未来政府只有制定"差别税收"、增强财政扶持力度等有效的财税政策并避免相关问题,深入推进我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积极向世界价值链体系的两端攀升,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外包质量,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生产的外包承接策略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生产工序国际转移和生产制造外包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生产,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文章重点探讨了外包推动下的自主成长模式,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参与国际生产的外包承接策略。承接跨国公司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生产外包业务完全可以作为现阶段中国部分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的主要途径,从而有可能借助外包承接活动的推动实现制造业产业的成长和升级。

中国制造业企业承接外包生产与自主创新

随着国际生产分工的日益深化以及制造业外包的蓬勃发展,承接外包生产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生产,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制造业外包承接活动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促进机制。在竞争压力下的企业外包(再分包)行为的双向促进机制可以促进企业学习能力的提升,并经过产业集群效应、行业知识外溢和扩散作用及政策支持予以放大。但这一促进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突破性技术、管理创新尤其如此。因此,现阶段中国制造业较宜采取外包推动下的自主创新模式。

中国外包业发展对策探析——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

中国外包业的发展经历了最初的制造业外包到现代服务业外包的过程。发展服务业外包,对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中国服务外包的整体实力仍然较弱,为此中国需要借鉴印度服务外包成功的经验,加强与异国文化的和谐相融、加强培养和吸引人才机制建设,强化产品质量,以促进中国服务外包跨越式发展。

中国制造业的代工发展模式:国际比较与发展路径

本文在比较分析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代工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发展中大国的国情,以代工推动下的自主成长模式为核心,提出了中国制造业的代工发展模式,即以自主成长为基础,充分利用中国的代工承接优势,以代工成长为推动力,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承接跨国公司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外包业务,促进企业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及价值链的跃迁。

我国外包活动的主要特征及其启示

外包活动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我国也逐渐卷入世界外包潮流中。文章分别介绍了产业分工与服务贸易兴起的背景、我国制造业外包与服务业外包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然后通过中印BPO的对比,对服务业外包活动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世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制造企业的路径选择

文章首先指出了制造业的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制造业从产业分工逐渐深化为产品分工、要素分工、工序分工以及增值环节之间的分工。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分工和成本优势导致了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外包。然后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外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质量水平低和缺乏关键技术,使得制造企业的竞争力难以提高。最后指出了中国制造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途径——实现OEM向ODM、OBM和BPO阶段转向。

浅析外包对我国贸易与经济的影响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革新,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于各国所面临的不同的要素成本,贸易壁垒以及政策体系上所呈现的差异;在全球市场成本竞争的背景下,各国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利益的最大化,分别选择进行生产(制造业)与服务的外包。本文将从制造业外包和服务外包两个方面出发,对两者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探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包对中国的经济、劳工就业率、劳动生产率、劳工工资上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下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

服务外包是当今国际外包行业的典型方式,也是中国外包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且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发展迅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和信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产业由第一、二产业领域逐步转向第三产业领域,世界经济由工业型经济逐步转为服务型经济,国际服务外包成为继制造业外包之后的新型发展方向,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中国制造业国际外包与生产率增长——基于服务外包和实物外包的双重度量

本文采用Feenstra和Hanson的国际外包计算方法,使用1987年至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延长表数据,计算了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的服务国际外包和实物国际外包。研究发现制造业国际外包在1997年开始加速增长,高技术行业实物外包水平高于中低技术行业。进一步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服务外包和实物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都有显著正效应,服务外包正效应显著高于实物外包,并且服务外包正效应在1997年后明显提高。

国际外包视角下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的思考

国际外包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实现形式。在国际外包条件下,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和促进升级的政策努力并不具有完全的内生性,其路径将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容易被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所"俘获"并锁定在低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现实,我们要在全面提升制造业外包水平的基础上,利用服务业外包的国际机遇,实施制造业外包与服务业外包协同发展的策略,而不是现在就从"世界加工厂"全面走向所谓的"世界办公室"。利用服务业外包和制造业外包的关系,通过结构调整形成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链接机制,是解决中国地区发展非均衡问题,并相应地建立多层次的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最佳工具。

承接服务外包——运营商新的业务增长点

外包是当前推动企业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现阶段．外包正在由制造业外包向服务外包转移。服务外包主要分为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和信息技术外包（ITO），电信运营商承接的主要是信息技术外包。

垄断资本全球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

垄断资本全球化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投资和技术的主导和控制。最新发展态势显示,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实行超强控制。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从时间和空间的总体层面看,其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但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产业战略在华布局的实现,其负面效应逐渐凸显并有强化趋势。再从汽车业和家电业两个具体行业看,它们所受影响的程度比总体层面更为强烈,前期产生的正面效应与目前显现的负面效应形成很大反差。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引进跨国公司的过程中,严重忽视和缺乏对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建造。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中国出口竞争力

本文采用引力模型估计了2003～2009年间经济一体化、人力资本畀质性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外包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并且得到如下的结论：（1）以APEC为代表的开放式多边经济一体化具有贸易创造效应，而以ASEAN为代表的封闭式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贸易转移效应；（2）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的人力资本异质性产生极不对称的影响力，即中国的人力资本的成本的增加具有强劲的贸易转移效应，而进口国的人力资本的成本的提高则具有微小的贸易创造效应；（3）贸易伙伴国的需求质量偏好的提升具有出口转移效应，而其需求规模扩大具有出口创造效应，并且前者远大于后者。

中国什么企业最有希望进军美国

中国对世界特别是美国所保持的巨大外贸盈余。是造成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关键因素。要保持目前人民币的价值，中国就必须用这些美元购买资产。可惜，中国由于长期依靠低端制造业，企业升级滞后，出了家门很少能拿得出有竞争力的品牌。美国制造业外包为大势所趋．企业如潮水般地到发展中国家建厂。

Laurent Estachy：奥巴马“亚洲转移战略”政策在忙啥？

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作为制造业外包基地的时代行将结束，而美国定量宽松的财政政策，或将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