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

就业作为民生之基,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使得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优化,对制造业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制造业就业结构升级,且主要促进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就业结构升级;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具有异质性影响,数字产业化更为显著地带动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的提升;三、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技术创新两种途径促进制造业就业结构升级.因此,为持续发挥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应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扩大进口背景下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制造业就业的视角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往对中国贸易的研究多是从供给端出发,然而从需求端来看,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又有几何?本文在扩大进口战略背景下从全球制造业就业的视角对中国进口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过对中国出口,相关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实现正增长,但是两者关系会在不同贸易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时间样本之间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等方面展开了机制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通过“世界市场”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失业率,但同时也需警惕“进口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智能制造”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一直以来,制造业在解决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制造业存在招人难、用工荒问题,但是随着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机器取代人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制造业的用工问题。“智能制造”不仅对制造业就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通过研究“机器换人”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智能制造”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就业质量的对建议策。

基于政策量化的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

在对人工智能政策量化的基础上,研究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并分类探讨我国内地各省市的人工智能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正逐渐显露,较早颁布区域性人工智能政策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也较大,市场拉动型人工智能政策较其它类型政策的效应明显,科技经费投入和制造业就业显著负相关。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3-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总量存在显著的负影响,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升1单位将导致制造业就业总量下降3.35个百分点。针对影响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西部地区有显著的负影响,对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制造业细分行业、低技能劳动者和男、女劳动者就业均存在普遍的负影响,对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深入研究后发现,工业机器人替代不是导致制造业就业下降的根本原因,而是对制造业就业岗位的补充与延伸。政府在制定针对智能制造的产业政策时,应根据地方制造业劳动供给与企业生产需求进行灵活安排。

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吗?——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制造业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劳动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出,劳动需求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作用方向存在不确定性。本文构建两部门任务模型,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率效应和对就业替代效应的影响机制,考察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和产品替代弹性对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利用我国28个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向及强度,进一步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上,对制造业就业非线性影响。理论模型说明,在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其对制造业就业的替代将促进劳动力向服务业的流动;当人工智能技术存在较大突破导致制造业生产率有巨大提升时,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效应会大于技术替代效应,劳动力回流入制造业。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但其生产率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作用。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不足0. 0282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减少制造业就业占比0. 124%;反之,当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超过门限值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增加制造业就业占比0. 179%。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挤出效应会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而发生反转,促进制造业劳动力回流的机理。

中国制造业就业的空间偏离—份额分析

在传统偏离—份额分析基础上,本文引入空间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八大区域的制造业就业空间变动。研究认为,西部大开发对制造业的就业变动影响不大;2005年东部振兴和中部崛起以及国内外其他因素的作用使到制造业产业部门向非沿海地区转移,而且主要集中在中部区域和东北区域;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区域仍然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制造业转移过程呈产业集中与产业转移同时发展的特征;沿海区域发展较好的产业部门难以向非沿海地区转移,非沿海区域对承接制造业产业部门存在着无序规划的问题。

基于面板数据的人民币汇率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依照高开放度制造业和低开放度制造业的细分方法,构建劳动力供求模型,发现影响制造业就业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出口开放度。本文的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渠道来实现的;人民币升值会抑制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并且出口开放度越高的行业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越显著。

最低工资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影响的实证检验

保障制造业就业稳定是当前稳总体就业的关键。本文使用2003~201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造业的相关数据,系统性研究了最低工资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冲击了我国制造业整体就业。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会对我国制造业在岗就业劳动力,东部、西部地区制造业就业,城镇集体制造业就业和城镇国有制造业就业产生更强的冲击。因此,本文从加快经济增长、优化最低工资调整制度、引导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指导制造业劳动力就业与再就业4个角度对政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基于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我国2010—2017年28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2SLS与系统GMM进行分析,探究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数量与就业工资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工资的促进作用更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中介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通过促进消费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就业工资,但并没有通过消费升级促进制造业就业数量。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创新驱动战略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29个省的制造业就业数据,引用Baker等人公布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通过建立贝叶斯正态回归模型,考察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创新驱动战略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在国家强调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谨慎对待国际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评估,及时公布相关数据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不确定性预期。

中国制造业就业转移的空间过程

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取得的资料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就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地的制造业就业严重萎缩,东部沿海的制造业就业大量增加,制造业就业向沿海集聚的趋势非常明显。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制造业就业在空间上的转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内地制造业就业萎缩主要是由于结构不合理和竞争力的衰退造成的,内地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比较优势的重新确立和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的支持。

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影响--来自1998-2007年细分行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首次利用498个4位代码的细分行业数据研究汇率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扩展汇率调整对就业市场影响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从要素密集度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市场的传导渠道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贸易数据构建人民币在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会对中国城市行业就业市场产生显著且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实际汇率调整对就业影响估计的显著性明显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3类行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423、0．327、0．309；相对私营行业而言，外商投资行业的净就业水平对于实际汇率调整更为敏感。

美国贸易政策调整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潜在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系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本文分析了全球化对中美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以新的方法核算了中国制造业就业数据,阐释中美贸易争端的产生原因,以及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如果目前美国的贸易威胁生效,中国出口的减少将导致中国制造业岗位减少20万以上,相对于每年中国新增100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这种影响是可控的。

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型,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研究了1980~2011年度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其他国内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制造业技术进步率上升或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均能显著拉动制造业就业增长;从长期来看,实际利率下降或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制造业就业增加;但从短期来看,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上升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资本投入、城镇化水平、出口依存度、技术创新能力和地理区位对制造业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进口依存度对制造业就业表现为一定的负向效应。无论是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还是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这一结果均成立。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加大资本投入和出口力度,加快城镇化建设,推动技术进步,鼓励产业集群式发展,对于促进制造业就业具有积极意义。

“互联网+”对制造业就业的转移效应

基于2006—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影响的空间关联效应,发现近年来的高值集聚区域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计量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环境规制、资本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变量的情况下,"互联网+"对于制造业就业具有"转移效应",扩大了对本地制造业就业的需求量,而减小了对其他地区的需求量。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就业——基于海关与地级城市匹配数据的研究

基于1997—2013年中国海关与地级城市匹配数据研究对外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可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出口和进口贸易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就业。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使用系统GMM模型和剔除异常值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依然成立。由于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因此继续推进和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对于缓解当前的"就业难"问题至关重要。同时,应继续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深化供给侧改革,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普惠金融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吗?——基于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普惠金融政策的推行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降低制造业融资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直接促进制造业就业提升,而且可以通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做大做强,间接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并且,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集中连片特困区和西部地区效果显著更好。通过DI D和工具变量法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实施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普惠金融政策能够改善贫困落后地区制造业就业,助力精准扶贫。本文结论对普惠金融政策推广和提升制造业就业有重要参考价值。

汇率、工资变动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我国制造业就业目前面临着汇率升值和工资上涨的压力,经典经济学一般认为无论本币升值(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或工资上涨都会减少就业需求。本文利用J-J协整和脉冲响应技术对汇率和工资变化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不利于制造业就业,而长期效果则相反;短期内工资上涨对制造业就业影响不显著,而在长期则有较高贡献度。结论为:汇率合理升值和工资渐进增长有利于制造业长期就业水平提高,但短期内应预防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就业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