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GVC)攀升的重要路径。使用2007—2021年41个经济体的样本数据,探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会通过中间品贸易成本、生产长度、科技创新能力促进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但是数字贸易壁垒会对其促进作用产生负向影响,且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贸易壁垒的抑制作用越强。

长三角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国家“十四五规划”将数字经济发展提到国民经济的高度,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传统行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然而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之下,很多传统企业面临着“不敢转型”或“不会转型”的现实困难。因此,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以期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思路。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数字化资源对数字化能力有显著的正影响作用,数字化能力起到数字化投入影响经营绩效的中介作用,因此数字化人才的劳动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打通制约国内经济循环的堵点,释放国内生产体系动能,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基于2016版WIOD投入产出表数据,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视角研究国内生产网络关联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投入数字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延长生产长度和释放消费潜力三条途径显著提高了国内生产网络关联水平。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不仅仅局限在制造业内部,还对制造业外部生产网络关联产生了更强的促进作用,而且数字领域立法强化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均国民收入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影响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得到的政策启示,我国应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进程,提高居民收入,完善制度性供给,打通上下游生产分工堵点,扩大制造业生产辐射网络,加速形成全国各产业协同发展和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

投入数字化的发展引致企业生产环境趋于复杂化且向技能劳动偏移,但现有文献并未重视这样是否会扩大不同性质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发展、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和价值链分工均会显著提升劳动技能溢价,且数字化投入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价值链分工水平会强化这一影响;异质性分析区分了国内和国外投入来源并发现国内数字化投入占主导地位,与技能溢价呈显著正相关,而国外投入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价值链分工会通过任务模型框架下的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创造和创新效应三种渠道作用于技能溢价;进一步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同时存在于行业内部与上下游行业间。因此,应关注投入数字化的三种渠道和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规避由劳动技能溢价而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风险。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基于41个国家2000~2021年的样本数据,研判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技术转化能力、不同行业对上述结果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能够显著增强全球价值链韧性。异质性影响方面,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效能在2008~2021年、发达国家、技术转化能力较高国家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样本中更加明显。作用机制方面,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能通过研发创新效应与贸易成本效应两种渠道,间接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调节效应检验方面,制度质量对于强化全球价值链韧性具有积极作用,且可正向调节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作用。鉴于此,未来应以数字经济循序推进全球价值链转型,以良好制度环境夯实制造业发展基础,以提升创新能力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增强全球价值链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