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探析

近年来,山东加快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出台多项举措支持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服务企业向制造环节延伸,全省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势头良好,服务型制造新模式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过程面临多种因素制约,本文对其制约因素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山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本文在提出理论机制与测算中国30个省市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水平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和多重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1年间,全国绿色创新效率波动上升,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呈缓慢下降;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U”型特征,且这一结果在处理稳健性问题后依旧成立;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U”型且即将跨越拐点,而非长江经济带仅具有线性关系;知识溢出及税收竞争在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及环境规制还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了不同方向的调节作用。

新疆两业协同集聚的特征、格局与路径——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基于2013—2021年新疆十五个地州市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分析,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研究发现:两业发展地区差异性较大,目前已形成了制造业发展以“昌吉州”为增长极,生产性服务业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地的经济地理分布格局。两业集聚结果显示南北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心优势凸显,但二者集聚在空间分布上有错位现象;协同集聚结果显示两业协同集聚水平区域发展不均衡,且制造业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大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南北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应利用集聚中心优势,充分发挥其地区规模经济和行业经济效应;同时密切产业联系、协调企业布局、优化行业发展短板,以制造业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为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创造良好的环境。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成为重要表现。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的分析框架,手工整理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匹配数据,对中国282个地级市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对数字技术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因果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经验识别。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增强通用性资产投资、打破地理空间局限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城市群地级市、高技术行业、数字化发展程度高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动能对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辽宁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现代服务业精细高质,两业互相融合发展是促进辽宁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方。论文依托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理论,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利用2012年、2015年、2017年辽宁省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的列昂惕夫逆矩阵,经过检验确定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探索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相融合及其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形成研究结论,给出意见。

制造业与制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探讨

随着各项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赋能价值共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多数研究仅选择利用单一属性作为数字经济的研究要义,缺乏从两业融合视角开展相关研究。本文从制造业及制造服务业嵌入式测度、生态系统构建、价值共创机制以及其实现路径和效果评价等方面研究,最终得出两业融合需要推行差异化政策,增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科技技术创新,依托产业集聚、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结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云南制造业FDI的影响研究

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助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本文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外商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以云南省为例,通过系统矩估计((System-GMM))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促进制造业FDI增加的重要手段,而制度环境作为政府参与市场资源分配的体现,抑制了外资的正向流入。最后,针对性地提出适合云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产业转型条件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基于现阶段存在的对二业融合发展认识不够、二业融合的互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发达国家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进程设计出我国二业融合的路线,进而提出促进我国二业融合发展应从扩大需求与供给层面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发展模式、组织模式创新,把发展高端服务业作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支撑,加大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扶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制定为高端服务业提供智力资源的人才战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建立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机制等七方面着手。

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理论与经验的比较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时面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后的一些不良后果,我们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关系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政策导向也在发生变化。如何看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尤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为重要。本文一方面从理论角度探究服务业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揭示出服务业以制造业为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从经验角度,利用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两者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通过这些分析,本文为中国结构转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合理定位提供借鉴。

商贸服务业与制造业长期关系及短期动态调整效应

以中国各省份作为截面单元,各省份1983—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面板数据,建立中国制造业与商贸服务业增长的面板协整模型,通过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检验以及完全修正的FMOLS估计,研究中国不同省份制造业增长对商贸服务业的依赖性以及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两者间短期动态调整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制造业与商贸服务业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东部地区制造业增长对商贸服务业静态依赖性高于中西部地区,各省份两者的长期均衡具有短期动态调整效应,但是短期内中国商贸服务业对制造业增长波动的动态调整度较低。

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及其对制造业的影响

运用中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研究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平均效率水平分布的异质性,计量结果表明,2008年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这支持鲍莫尔"成本病"理论。在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诸因素中,外资进入对于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平均效率水平的作用还尚不显著;增加税负会显著地压抑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税收这种负面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比在一般服务业领域更甚。同时,在分省层面上,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效率水平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效率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服务业的总体效率提升与制造业的总体效率提升密切相关,政府对生产性服务业适当实施税收优惠,会有利于经济结构改善,有利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效率水平,从而也有利于做强制造业。

辽宁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

在全球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阶段,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其制造业始终处于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需要创新才能打破价值链低端的困境,这就需要依赖于相关产业的创新与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研发、知识传播,它的发展也提高了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两者之间就要形成协同创新体系。因此,文章在文献萃取和辽宁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影响协同创新的关键因素,并选用协同学理论下的哈肯模型,建立两两要素比较分析的运动方程,经过求解得出协同创新序参量的序列,即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的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按照其对创新系统支配能力的大小划分依次技术因素,资金因素,政策因素、人力资源资因素,据此提出辽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创新的建议。

广东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以百丽公司为例

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范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对于正面临着严重资源和环境约束亟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制造"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发展范式。通过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过程价值链分析,揭示出两大产业的融合过程实际上就是两大产业的价值链重组过程。在此基础上,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方式分为价值链纵向延伸、价值链横向拓展、价值链活动虚拟及价值网式融合四种类型,以百丽为例,对其从传统制造业转型为服务企业的产业融合化发展路径进行了剖析,以期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提升提供借鉴。

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机理和路径研究

制造和服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新时代产业演化的重要趋势之一是产业融合与跨界。从制造的立场出发,制造-服务谱系更为客观精确地刻画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并且为全面认识产业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制造-服务谱系中制造和服务呈现相互渗透融合、协同演化的态势,而制造和服务相互渗透融合促进了产业与市场的有机联系。独具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一种重要产业形态,几乎从事任何业务的制造企业都不同程度具备产品与服务融合重构的可能性,而现阶段发展服务型制造可以依照5个基本点展开。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及门槛特征

通过构建协同集聚指数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空间层面的协同性进行综合评价,并以2008—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样本,利用动态GMM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从规模和效率维度来看,协同集聚经济增长均呈现出“倒U”型演进特征。其中,信息化、城镇化、投资水平以及对外开放度都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政府干预则显著抑制经济增长,但市场化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从城市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门槛回归结果来看,当经济规模过小、人口规模过小或过大时,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明显。因此,在城市产业布局及政策调整中,应注重人口规模与经济体量相匹配,强调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以及高端人力资本的支撑。

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空间效应

基于2013—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效驱动了产业融合且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效果明显;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加快产业融合,而服务业制造化不是有效传导机制;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有空间集聚特征,高值集聚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区部分省份,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明显;考虑空间因素后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融合的“本地-邻地”效应显著,相比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化转型具有“先发优势”,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安徽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模式判定:理论与经验研究

本文借鉴Logistic模型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度进行理论界定,分别讨论了水平竞争、水平协作和垂直协作三种情形下模型的均衡解。研究发现,存在水平竞争关系的产业构成的共生系统,产业平衡规模水平是由外生的资源供给和产业相互影响系数内生决定,与共生单元产业固有的成长率无关;对称互惠共生均衡调整时间短且均衡稳定,而非对称互惠共生均衡调整缓慢且不稳定。建立计量模型,估算出1992—2012年间安徽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共生度并对二者共生模式进行经验判定。目前安徽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正处在非对称互惠共生向对称互惠共生转变。

河南省制造业与制造服务业的空间协同效应分析

文章根据Venales的垂直关联模型,通过空间面板方法探讨了河南省制造业与制造服务业的空间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制造业与制造服务业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本市的制造服务业聚集不仅对本市的制造业聚集产生推动作用,即直接效应,还会带动邻近地区的制造业聚集,即间接效应,同样,制造业聚集对制造服务业聚集的拉动也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两者间的空间溢出效应还会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

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均衡发展

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遭遇退运的情况日益严重。尽管退运金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很低,但出口企业因退运而遭受的损失和产生的影响不能忽视。本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不均衡是造成我国出口商品退运的深层原因,并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均衡发展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二者均衡发展的对策。

基于价值链重构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间产业融合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范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对于正面临着严重资源和环境约束、亟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制造"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发展范式。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指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服务化。通过对两者融合过程中的价值链分析,认为融合是两大产业全部价值活动的有效组合及通过对这些价值活动所涉及的全体利益方进行优化整合而实现的有效制度安排集合的总和。在此基础上,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方式分为价值链纵向延伸、价值链横向拓展、价值链活动虚拟及价值网式融合四种类型,并对不同融合方式的实现机制展开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