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剖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视角切入,构建“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并使用2011~2020年制造业细分行业和各省以及城市制造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在进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机制,并且这种机制作用更多地通过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的集聚效应实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和区域异质性。

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共生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影响研究

结合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中介效应模型等,对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共生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研究科技创新在它们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在制造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共生能够发挥出显著的正效应;科技创新在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共生和制造业结构优化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对外开放水平、政府信贷干预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大数据能促进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吗?

大数据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制造业部门面板数据,系统分析大数据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和路径,从劳动生产率视角重新测算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从资源和技术方面量化大数据发展水平,并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数据能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同时,大数据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具体而言,中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在大数据发展中受益最多,东部次之;合理化方面,大数据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次之。这意味着大数据不仅能提升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还能通过合理的引导与规划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对外经济开放、金融市场发展与制造业结构优化

本文系统分析了对外经济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重维度,从全国整体、分区域和分时间段多个角度探讨对外经济开放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时空差异和交互效应,然后基于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集聚双重视角,对其中的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总的来说,对外经济开放、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而金融结构阻碍了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上述影响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金融发展在对外经济开放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效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者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有显著的交互效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进步和制造业集聚是对外经济开放和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渠道。

政府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研究——以泛珠三角区域为例的考察

随着国家层面区域规划纲要的密集出台及实施,政府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对区域制造业结构优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在影响机制和政策主张等方面仍然存在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这引发了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复杂性的重新思考。我们利用1996-2012年泛珠三角地区9省区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政府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对区域制造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身份治理影响条件下,政府干预和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的区域分工、结构升级和结构合理化均没有显著影响,在考虑身份治理影响条件下,二者的交互作用即政府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促进了区域内制造业产业分工,提高了制造业合理化水平,但降低了制造业高级化水平。

基于金融支持武汉城市圈现代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效应研究

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智能制造则是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趋势。自美、德等国相继推出应对新形势下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工业互联网"与"工业4.0"计划后,我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力图打造一个智能制造强国。金融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显著,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激励措施,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同时加强制造业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建立智能制造先行示范区,发挥武汉市作为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推动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国际产业转移视角下制造业结构优化研究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国际产业转移主流趋势转变为先进化和多元化,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应顺应新的世界潮流,吸收发达国家对产业升级的可取之处,结合实情作出适合本国的调整,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新的合理化制造业空间格局。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内在机制与经验依据

数字化是现代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加强数字化投入能够为制造业结构优化提供新契机。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探讨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结构优化,且这一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法治环境较好和创业活跃度较高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是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作用机制;具体来看,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创新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大数据技术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数字产业也强化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且数字服务业与数字化投入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数字商业模式也是重要的影响渠道。以上研究结论对充分释放“数字红利”、弥合地区间“数字鸿沟”、拓宽制造业结构优化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智能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伴随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技术应用能力不断成熟,已成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中制造业智能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从制造业智能化的角度出发,基于环境规制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中介效应,采用2009-2019年27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探究智能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智能化能够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制造业智能化会通过环境规制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中介效应,有效提高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基于制造业三大类行业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制造业三大行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占比作为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考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引入技术创新这一变量,考察其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制造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以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边际效应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负向抑制作用,即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制造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减弱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阻碍作用;技术创新在发挥调节作用时表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当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低于2.986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促进效应;当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介于2.985到6.567之间时,促进效应转为负向抑制效应;当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于6.567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

创新要素流动能否促进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理论解析与实证检验

在理论阐述创新要素流动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R&D人员和R&D资本流动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发现,整体上,地区间制造业结构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效应,且受此效应的作用,两类创新要素在区际间的流动显著促进了地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响机制检验表明,R&D人员流动可以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和"倒逼"制度变革间接加速制造业结构优化,而R&D资本流动仅通过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促进了制造业结构优化;此外,创新要素区际流动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推进作用还高度依赖于各地区的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和政府支持程度。

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同作用下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利用2001—2016年我国制造业27个行业的数据,从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探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协同作用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同作用不仅显著提高了制造业的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还会强化二者的单独作用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制造业行业技术水平的差异会影响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作用效果,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同对高端技术行业的结构合理化促进作用显著,而在中端技术行业中的这种促进作用则体现在结构高级化。

生产者服务、出口品技术结构和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本文基于SITC3位编码出口数据计算了1988～2008年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通过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与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长期协整关系和动态关系,并据此阐述了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生产者服务是制造业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原因;(2)产品的技术水平越高,其出口增加对生产者服务的依赖度越大。二者的动态关系表现为:生产者服务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提升作用最大,对中等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作用呈现先降低后提高的现象,而对资源和低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有降低的作用。研究结果说明生产者服务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重庆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当前,重庆紧扣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建设目标,持续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动能提升,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型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过去五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19.0%、31.1%,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13.8和25.9个百分点。但重庆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2022年11月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重庆仅“半个”集群人围,即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深入分析剖析重庆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对重庆谋划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制造业结构演进的坐标方位与升级路径--基于兄弟省市对标分析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立足新阶段、新要求,浙江率先提出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过去几十年浙江制造业取得长足发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今后一段时期,应找准坐标方位,加快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实现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跃升,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测度

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现有地位,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开拓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途径,是我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意义所在。文章基于ADB-MRIO2018等数据库中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增加值分解法,分别从国家与行业层面重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以及制造业结构优化指数和生产效率提升指数的测度模型。结果显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制造业升级呈正相关关系,并且依据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异质性进行差别化投资,有利于我国不同技术层次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

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

现代制造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来源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其的中间投入。从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高度来推进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转型的一个新角度。这是因为,脱胎于制造业母体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在降低服务业投入成本和提高投入品质的同时,也有利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是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的构成要素,是其心脏、脑袋和起飞的翅膀;制造业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效应,有利于我国产业集聚格局的形成和集群的升级;吸收国外先进制造业技术或独立发展本土高技术产业,其前提是要对外资开放高端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或者积极发展本土性高级生产者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