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湖南刻工与技工研究——兼论近代湖南印刷技术的改革

近代早期(1840-1919),对湖南出版事业来说,是一个快速发展和转折的时期。先是湖南书局的创办,接着思贤书局一跃而起成为清末我国著名的雕版印刷书局;无论是官办的书局、民办官助的绅办书局,还是坊刻,私刻,都出版了大量书籍,而且刻书质量精致。毫无疑问,刻工是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本文试着通过对近代早期湖南刻工与技工考查,探讨近代湖南印刷技术的改革。

论南宋版刻楷书书手、刻工与印工

版刻书法的产生是书手、刻工与印工共同合作的结果,三者缺一不可。南宋版刻楷书书手大多由训练有素的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组成,同一地域书手的书风较为接近。南宋版刻楷书刻工有集梓人与石工于一身者,日刻字数约百余个。版刻楷书逐渐走向板结僵化,正是书手与刻工互动的产物。印工印刷技艺的高低,对版刻书法也有着重要影响。

《汉张迁碑》的刻工与拙朴美

自明人都穆《金薤琳琅》收录以来,《汉张迁碑》的相关研究此起彼伏,在诸多汉碑研究中,对此碑的研讨最为热烈,且疑点不断。其中,刻工对书法风格的影响久议未决,只以拓片判断《汉张迁碑》的拙朴书风是由刻工决定的,忽略了书风形成的其他诸因素,尤其是对《汉张迁碑》拙朴书风要素的模糊认识导致书法临习者的盲目追求和错误临习,对拙朴书风作品的创作也带来一定影响。过分夸大刻工的作用是无益的。

黄氏刻工与徽派版画

明清两代,徽州黄氏刻工人多、技术精、经验丰富。他们发明了套印技术,镌出了数千幅版画, 为"徽派"版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略论宋元刻工与鉴定版本

宋元两朝雕印的书籍,名目多,情况复杂,要鉴定各种版本,并非易事。要有丰富的经验,汇合各种条件分析判断,即看各地区的纸张、墨色,书中的避讳字、字体、行款、以及刻工姓名等方面,细心研究,方能应付裕如。宋元刊工,在当时,为我国的雕版印刷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今天鉴定一些宋元刻本,特别是一些疑难杂症的残本,作假伪书等,有很大的帮助。

五台山石刻刻工补遗及相关问题述略

五台山石刻研究是五台山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目前学术界的石刻刻工研究成果《石刻考工录》《石刻刻工研究》等对五台山石刻刻工研究涉及较少,今依据《五台山碑刻》对五台山石刻刻工加以整理,进一步完善《石刻考工录》。此外,五台山石刻刻工的题署、交游、刻碑技术的传承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对于五台山文化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名工精刻在中国古籍版刻审美中的作用探究

“刻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有两重含义:既指“人”,也指“技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刻工是这项技艺的传承人。以非遗保护的视角对“名工精刻”的个案进行研究,能够更深入地分析其在中国古籍版刻审美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更好地鉴赏古籍版刻的艺术之美。与此同时,培养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人十分必要,而让这项非遗进入高校不失为是一条有效的传承途径。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南北朝七史刻工名録拾遺

尾崎康先生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第二部《綜論編》第五章《南宋刊南北朝七史》,所列南北朝七史宋元刻工名録,偶有訛誤疏略之處。今以《梁書》殘宋本(即百衲本底本,此據臺北“國圖”藏縮微膠片影像)爲中心,並核查南北朝諸史部分版刻資料,試作訂補,分爲姓名錯誤、缺漏、重出、版本出處補遺四類,共計19則。

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以顾氏奇字斋《类笺唐王右丞集》为例

明嘉靖间无锡顾起经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保留了关于刊刻进度、生产周期、雇佣劳动力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论文以该书为例,探讨了明中叶书籍刊刻中不同工种的配置比例,书版的刊刻效率,以及刻工的工作方式。认为书中保留的印刷劳动力信息虽然较为完整,但并不能体现当时典型的劳动力配置比例;刻书过程中刊版效率存在较大波动,但部分刻工在全力投入的阶段刊版效率与其他文献的记载大体吻合;奇字斋与刻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松散的,刻工同时还为其他出版者工作,刻工承接刻书任务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从该书提供的信息可一窥明中叶刻书作坊运作的方式与刻工的从业状态。

明清徽州刻工发展及特点

在明代中期的制度改革带来的契机以及徽商经济的带动下,徽州刻工得以迅速发展并延续至清中叶。其在继承传统技艺、彰显景观特色的基础上,还呈现了群体规模化、家族世袭化、活动外向化等发展特点。

碑刻之刻工题名的发展演变

碑刻的完成离不开刻工的功劳,刻工将文本上的字体转移到碑刻上实现了字体文献的转移,并形成了永久保存的碑刻艺术,使中国历史文化广泛传播和长远流传。其贡献之大却少有人知,文献记载也少有,在碑刻中题名的亦少有,目前对其进行研究者也甚少,从而给研究工作也带来一定的难度。现笔者从历史遗存的碑刻实物中所刻刻工题名进行逐一分类,从而归纳出碑刻题名的发展变化。

西夏版书籍刻工名表初探

西夏的雕版印刷十分繁荣,品种也多样,内容更丰富,但为雕版印刷付出辛勤劳动和心血的刻工却并不被后人所知。为此,本文结合黑水城出土并已被西夏学专家翻译公布和介绍的西夏版书籍的序言、跋尾和题款等内容,对西夏部分雕版印刷书籍的刻工进行搜集、整理、分类和归纳,最后对与刻工相关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揭示西夏刻工的相关实质性的规律。

古籍刻工概述

人们一谈起“古籍”,就往往想起古籍作者和古代出版家,却很少提及刻书工人,这是很不公平的。古籍刻本的成书过程大致有定稿、校勘、书写、刻版、刷印、装评等六个环节,而最后四个环节都是由刻书工人完成的。刻书工人对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对于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封建社会轻视劳动人民,刻书工人名不上经传,因而研究刻书工人并非易事。值得庆幸的是。

明清徽州刻工的生存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刻工数量大,成就高。刻工的工价在明代基本呈现下降趋势,清中前期较高,清末物价上涨而工价未变。徽州刻工大体上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难以通过手艺改变生存状态。明清时期徽州刻工无法获得合理的报酬来进行雕版印刷术的技术改进,对科技的发明激励不足,是导致"李约瑟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西社会在中世纪后亦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碑刻刻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碑刻制作技艺源于中原,历史悠久,以精巧细致、格式独特、保存永久、内容丰富、独树一帜为特点。自宋代碑刻由实用性向艺术性方向转化开始,历经元代,至明清达到鼎盛,其门类齐全,题材广泛,并可分类出行业碑刻。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碑刻艺术也逐步走向多样化发展,传统的碑刻制作技艺逐步被人遗忘,无人继承。文章试图对刻工及其技艺作初步的探讨,以期使碑刻艺术在今后能够得以更好的传承发展。

宋元明刻工表说明

我在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宋元明刊本。这些古刊本,特别是宋刊本的版心下方,或在一卷之末、或在全书之末、或在序言之后,镌有刻工姓名;元刊本载之不多;明初刊本载之也少;明嘉靖、万历间刊本载之较多。这些刻工是为传播文化而辛勤劳动的先民,值得我们推崇。但过去为他们列表闻世者极少。昔日本著名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曾排列过宋元刻工表,我国邓衍林先生译录刊于《书志学》。我这次收录的宋元刊本,基本上是长泽规矩也先生未收的,似可互相对照考订。古刻工如加以整理列表,结合古刊本的其他有关资料,对照考定古刊本的版刻时代、刻书区域和版刻发展规模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传统碑刻刻工题名的发展演变

碑刻的完成离不开刻工的功劳,刻工将文本上的字体转移到碑刻上实现了字体文献的转移,并形成了永久保存的碑刻艺术,使中国历史文化广泛传播和长远流传。其贡献之大却少有人知,文献记载也少有,在碑刻中题名的亦少有,目前对其进行研究者甚少,从而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文章从历史遗存的碑刻实物中所刻刻工题名进行逐一分类,从而归纳出碑刻题名的发展变化。

从刻工情况看清代聊城坊刻业

清代聊城书坊刻书业发达,服务于书坊的木版刻工是聊城刻书产业的重要支撑。本文从刻工的来源及构成、刻工技艺水平、刻工生产方式、刻工工价、刻工所受的经济剥削等方面,对聊城刻工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聊城书坊刻书业的概况与发展水平。

唐代墓志刻工三题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四者在制撰过程中关系发生变化。墓志刻工具有身份随意性,分工多样化的特征,他们凭借精湛的镌刻技能,可获得丰厚酬金。墓志镌人因出身低微,技艺世代承袭,具有保守性。一般而言,官府墓志刻工只允许担任本署令的伎术官,但在唐代墓志中亦存有特例。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因墓主形成一种稳定的团队结构,这种结构在墓志制撰过程中因群体性合作得到强化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