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家族刻书、藏书对画学论著的保存与传播——以毛晋汲古阁为例

检索现存画论古籍资料,明代以前诸书均赖明刊本以保存,而此中贡献最大的即为江南地区文化大族的私人刻书。他们不仅刊刻古书,也刊刻了许多明代的画论著作,许多绘画思想得以借此传播。明代江南藏书家众多,其中毛晋汲古阁作为明代江南文人刻书与藏书的代表,对画学论著的收录、保存与传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现存山西佛教刻书浅析

本文立足于现存丰富的山西古代刻书,概述了其研究情况,按时间顺序梳理出现存各个历史时期的山西佛教刻书,钩沉了这些佛教刻书所显示的历史信息,深入分析了刻书题记显示的地名和姓名问题,并探讨了其显示的山西佛教宗派流布情况,从而为山西刻书史和山西佛教信众、区域、宗派等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

清代陕西刻书家张鹏飞佚文三篇考释

新发现的张鹏飞三篇佚文具有较高的文献校勘价值。《〈陈太仆课孙草〉序》对考察张鹏飞的刻书活动和教育理念提供了补充,《皇清诰授通奉大夫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东川温公墓志铭》则可以借张鹏飞之行文,考察汉阴进士温予巽的仕宦及死亡谜题。《张补山记》一文展现了张鹏飞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会试之际与京师士大夫们雅集的盛况。

南宋刻书家陈起事迹考辨

陈起是南宋临安地区著名刻书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江湖诗人。至少在宋宁宗嘉泰年间,陈起已经开始经营书业,并因此结识韩淲、危稹、赵师秀等诗人而走入诗坛。因其经营书业,而获“解元”“秘校”“学士”“秀才”等诸多称谓,重建芸居楼后,人多称为“陈芸居”。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将陈起刻书称为“书棚本”“府棚本”,都是牵合于陈氏书籍铺所在棚北大街而产生的误解。南宋后期临安府书商“陈道人”并非陈起,而是生活时代相近的陈思。陈起书籍铺以诗集为主要经营方向,而陈思书籍铺以博古与书画为特色,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

区隔与差异化:明代刻书业的艺术社会学考察

明代的刻书出版场域由官刻、家刻、坊刻三个子场域构成。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和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明代刻书出版场域内不同资本的相对位置关系和场域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官刻、家刻和坊刻根据自身占有的各类资本总量的多少和场域内行动者性情倾向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刊刻出版惯习,刻书从业者的幻象从而得以实现。

建阳刻书创意研究

历史上建阳书坊以营利为目的,形式创新与广告宣传一直是建阳书商营销的惯用手段。建阳书坊主在书业广告设计方面下足了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在刻书形式上,都展现出极高的创意,为读者提供方便,以新颖的形式吸引读者。因此,建阳书籍广告成为古代书业广告中最具代表性的典范。本文将此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宋元明时期建阳刻书的创意性,总结建阳书业对于今天的重要启示。

侯官刻书文化历史特征探析

侯官是古代福建除建阳、四堡之外的另一重要刻书地区。侯官刻书具有独特的历史特征:持续时间长,发轫于五代,历经千载而未衰,至清末仍有大量刊本;刻书体系完备,宋元明清时期官刻、文人家刻和寺观等民间刻都相当发达,到清代中后期坊刻亦大兴;官刻和寺观等民间刻资金充足,刻书往往规模浩大,雕印精良;侯官刻本在对外文明交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宋代开始就有侯官刻本流播海外,元末明初侯官刻工东渡日本、技术输出,清代“福州刻琉球本”的刊行成为中琉文化交流的见证。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城市刻书业发展及影响

明清两代,山东运河城市的刻书业相较前代有了显著发展。明代山东运河城市私刻数量比官刻数量多,部分城市出现了商业性质的刻坊,但规模不大,数量也不多。相较明代,清代山东运河城市刻书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但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刻书家族,以聊城四大书庄为代表的坊刻店铺数量也明显增加。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科举制的兴盛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共同促进了运河城市刻书业的发展。刻书业的繁荣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大量坊刻图书进入市场流通,带动了运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在保存和传播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满足了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

淮安古代刻书考略

古代淮安刻书虽不及江南发达,但是刻书活动出现早,史载早在宋代就有三次刻书之举。元代文化不彰,淮安一地刻书史料阙如。明清两朝,淮安刻书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官府以刊刻方志为主,所辖各府县皆有多次刻书之举;私家刻书则以诗文集为主,为当地文化发展和科举事业服务较多。民国时期,受西方先进印刷术传入的影响,刻书事业渐渐式微。

尤侗《西堂杂组》金阊雅琴堂刊本考——兼论单刻本与全集本之关系

尤侗《西堂杂组》存世多为康熙二十五年金阊周君卿刊《尤悔庵太史西堂全集》本,全集本之前的单刻本罕有存留。今新见康熙十一年金阊雅琴堂重刊本初集、初刻本二集,经与全集本比勘,发现其卷帙形式、序跋数量、收文篇目、文末自识及友朋题评,皆有程度不一的更动。考察相关文本的取舍增删,不仅可以见出尤侗学术人生的成长变化以及内心世界的隐微波动,也为探讨书籍史上单刻本与全集本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学术新个案。

清代金溪赵氏红杏山房刻书考略

赵承恩,江西金溪人,是清末重要刻书家,其刻书堂号有丽泽书屋和红杏山房。赵承恩刻书内容广泛,体例明晰,所刊典籍多为刻本,但也有活字本、套印本。赵承恩著书刊书,培养刻书人才,传续重要典籍,为传统典籍文化作出积极贡献,在清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植根传统——书刻艺术创新的源泉

书刻艺术是中国古代书法一种物化的表现形式,“刻”只是其外在的表现方式,真正的本源不在于刻,而在于中国古代文字及其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文字只是外在表现形式,中国文化才是书刻的精神内核。该文旨在阐释当下的书刻艺术并非新生事物,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底蕴,书刻作为书法艺术的一个门类,传承、保护、挖掘、创新是其得以前行的发展之路。

石刻汉隶书风刍议

根据文字依托的材料,汉隶可分为简牍帛书、石刻、砖陶文、铜器文字等类型,其中石刻隶书由于异彩纷呈的书刻意趣,自唐以来即受到文人学者的品评。据文献记载与实物留存,目前所知晓的石刻汉隶有近三百种之多,近年来仍有新发现。

书法史视角下的四川安岳卧佛院唐代石窟刻经——以59窟《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为例

唐代伪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在四川安岳卧佛院第59号窟刊刻了两次,这一特殊现象同具体的经文内容、题记等供养人信息为人们了解唐代安岳及周边地区的信仰状况和研究佛法教义的传播形式提供了材料。比较分析两处刻经的不同形式和刻经风格的差异有助于揭示刻经工作展开的具体情况,其中书刻水平较高的创造者留下了精美的书法遗迹。参考现存的敦煌写本,可见写与刻之间的区别,石刻本甚至可作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巴蜀唐代楷书作品。整个卧佛院刻经兼具重要的宗教历史、社会风俗和文化艺术等价值。

晚清官书局刻书的机理与路向——以金陵书局提调洪汝奎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官书局是中央与地方进行政权维护的重要文化实践。现有的官书局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探究、出版物考释等方面,具体解剖官书局内部运作情况的较少。参与官书局经营的人物是观测书局内部行动框架的有效基点,因此本文欲以金陵书局发展鼎盛时期任职提调的洪汝奎及其出版活动为研究视角,通过讨论他与局中人员的互动、校勘经史的实践及维持书局发展的努力,在地方官书局的命运走向中窥见其个体功过。

论曾国藩的藏书与刻书

集藏书家与刻书家于一身的曾国藩,其藏书偏好与刻书理念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曾国藩藏书喜初印本,包括清代官刻初印本、清代大藏书家私刻初印本及套装书的初印单行本等。正是基于对初印本的热衷,以初印本为校刻底本是曾国藩刻书的首要原则。初印本颇为符合曾国藩“方肥清匀”的刻书审美,亦影响着金陵书局的刻书版式。而曾国藩的读书偏好亦是金陵书局选择刊刻书目的关键因素。作为金陵书局一把手的曾国藩,无论是在刻书版式的要求上,还是在刊刻书目的安排上,都对金陵书局有着直接的影响。金陵书局之所以颇有盛名,与曾国藩的藏刻书理念息息相关。

明刻南宋类书谫论

现存南宋类书的版本,多为明代刻本和抄本,部分南宋类书宋元本已失传或残缺,唯赖明本方得传世。明刻类书虽多有增删改易之处,集中体现了明代刻书的诸多弊端,但同时,这种版本缺点,也正体现出其实用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开放性和活力,也启发今人重新思考文献歧变背后的思想文化史背景。

试论明清家族式“徽匠”群体何以能崛起?——以刻工为中心的再探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建筑、雕刻、刻书、文房用品、版画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背后不仅是商业经济的繁荣,更有大量工匠的劳动支撑。明清徽州家族式“徽匠”群体崛起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外在环境主要有徽州的自然条件、徽商的兴起、交通贸易的便利、民众观念的转变以及有利的政策等,内在因素方面则是因为徽州匠人的技艺高超、同村豪族构建族产需求以及匠人内心世界的寄托等。此外,徽州家族崇尚集体行为,对家庭内部组织的稳定极为重视,也促使了徽州匠人家族式群体的崛起。这些因素共同交织促使徽州工匠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文化、工商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从《胡文忠公遗集》的刊刻论曾国藩对个人遗集的隐忧

同治六年(1867)武昌书局版《胡文忠公遗集》,由先后继任湖北巡抚的郑敦谨、曾国荃负责发刻,而最早负责编纂胡氏遗集的是汪士铎。汪士铎在编纂之初,便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但所编同治三年(1864)十卷本《胡文忠公遗集》却未得到曾国荃的认可。曾国荃主持刊刻的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让曾国藩对个人遗集的刊刻产生了极大的隐忧。曾国藩的刻书理念在于一个“精”字:内容之“精”与数量之“精”。由此来看,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让曾国藩的隐忧“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