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家族刻书、藏书对画学论著的保存与传播——以毛晋汲古阁为例

检索现存画论古籍资料,明代以前诸书均赖明刊本以保存,而此中贡献最大的即为江南地区文化大族的私人刻书。他们不仅刊刻古书,也刊刻了许多明代的画论著作,许多绘画思想得以借此传播。明代江南藏书家众多,其中毛晋汲古阁作为明代江南文人刻书与藏书的代表,对画学论著的收录、保存与传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现存山西佛教刻书浅析

本文立足于现存丰富的山西古代刻书,概述了其研究情况,按时间顺序梳理出现存各个历史时期的山西佛教刻书,钩沉了这些佛教刻书所显示的历史信息,深入分析了刻书题记显示的地名和姓名问题,并探讨了其显示的山西佛教宗派流布情况,从而为山西刻书史和山西佛教信众、区域、宗派等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

清代陕西刻书家张鹏飞佚文三篇考释

新发现的张鹏飞三篇佚文具有较高的文献校勘价值。《〈陈太仆课孙草〉序》对考察张鹏飞的刻书活动和教育理念提供了补充,《皇清诰授通奉大夫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东川温公墓志铭》则可以借张鹏飞之行文,考察汉阴进士温予巽的仕宦及死亡谜题。《张补山记》一文展现了张鹏飞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会试之际与京师士大夫们雅集的盛况。

南宋刻书家陈起事迹考辨

陈起是南宋临安地区著名刻书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江湖诗人。至少在宋宁宗嘉泰年间,陈起已经开始经营书业,并因此结识韩淲、危稹、赵师秀等诗人而走入诗坛。因其经营书业,而获“解元”“秘校”“学士”“秀才”等诸多称谓,重建芸居楼后,人多称为“陈芸居”。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将陈起刻书称为“书棚本”“府棚本”,都是牵合于陈氏书籍铺所在棚北大街而产生的误解。南宋后期临安府书商“陈道人”并非陈起,而是生活时代相近的陈思。陈起书籍铺以诗集为主要经营方向,而陈思书籍铺以博古与书画为特色,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

区隔与差异化:明代刻书业的艺术社会学考察

明代的刻书出版场域由官刻、家刻、坊刻三个子场域构成。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和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明代刻书出版场域内不同资本的相对位置关系和场域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官刻、家刻和坊刻根据自身占有的各类资本总量的多少和场域内行动者性情倾向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刊刻出版惯习,刻书从业者的幻象从而得以实现。

建阳刻书创意研究

历史上建阳书坊以营利为目的,形式创新与广告宣传一直是建阳书商营销的惯用手段。建阳书坊主在书业广告设计方面下足了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在刻书形式上,都展现出极高的创意,为读者提供方便,以新颖的形式吸引读者。因此,建阳书籍广告成为古代书业广告中最具代表性的典范。本文将此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宋元明时期建阳刻书的创意性,总结建阳书业对于今天的重要启示。

明正德刻本《孫可之文集》底本指實——兼論底本實物的探求

宋蜀刻本《孫可之文集》是正德十二年王鏊刻本的底本。蜀刻本現存兩部印本,一部經元翰林國史院入明文淵閣,另一部乾嘉時被顧抱沖收藏,前者被認爲是王鏊傳録所據,亦即正德本之底本。有學者認爲顧藏本爲初印,國史院本爲剜版後印。藉助新的彩印複製本,可以確認:顧藏本經描潤,國史院本有挖紙改字而非剜版後印,二者刷印時間相近。顧藏本的特異之處與正德本高度吻合,是正德本的實際底本。指實底本實物,對於準確把握版本關係、刊刻過程中的文本變化等問題,有重要價值。辨識是寫是刻,離析“文本總和”下的各層次,是印本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史料批判工作。

侯官刻书文化历史特征探析

侯官是古代福建除建阳、四堡之外的另一重要刻书地区。侯官刻书具有独特的历史特征:持续时间长,发轫于五代,历经千载而未衰,至清末仍有大量刊本;刻书体系完备,宋元明清时期官刻、文人家刻和寺观等民间刻都相当发达,到清代中后期坊刻亦大兴;官刻和寺观等民间刻资金充足,刻书往往规模浩大,雕印精良;侯官刻本在对外文明交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宋代开始就有侯官刻本流播海外,元末明初侯官刻工东渡日本、技术输出,清代“福州刻琉球本”的刊行成为中琉文化交流的见证。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城市刻书业发展及影响

明清两代,山东运河城市的刻书业相较前代有了显著发展。明代山东运河城市私刻数量比官刻数量多,部分城市出现了商业性质的刻坊,但规模不大,数量也不多。相较明代,清代山东运河城市刻书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但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刻书家族,以聊城四大书庄为代表的坊刻店铺数量也明显增加。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科举制的兴盛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共同促进了运河城市刻书业的发展。刻书业的繁荣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大量坊刻图书进入市场流通,带动了运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在保存和传播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满足了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

吴棠刻书活动中的交游考

吴棠是晚清著名封疆大吏,官至四川总督,有“天下治平第一人”之称。政治身份之下,吴棠也行刻书之举,他以“望三益斋”之名所刻书籍流布甚广,时称善本。他的刻书活动兼具官刻与私刻的性质,在晚清四川具有扶危继绝的意义。文章对吴棠的刻书事业与交游状况展开考证,旨在为研究地方官员的文学活动提供独特的案例与视角。

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

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是地方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书院藏书、刻书事业的发展,增加了该地区文化的总量,表征着地方文化的发展。书院藏书活动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藏书活动,不仅服务于书院师生,还面向当地不同阶层的民众。书院刻书在满足自身教学、研究之需外,还刊刻地方文献,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保存与发展。

王世贞郧阳任上藏书、刻书及创作交游考

王世贞于万历三年至四年间在郧阳任上时,见其地僻陋,藏书甚少,士人读书视野狭窄,便辟藏书楼贮书,以便士人观看借阅,是公共藏书史上的创举。他又编选刊刻及写定书籍多种,包括公共用书《四书文选》,及个人著作《入楚稿》《四部稿》《书画苑》等。在郧期间的创作、交游,也是郧阳地域文化史上的华彩一页。今考论其藏书原由、规模、管理模式等,并刻书种类,及其在郧的创作及文化交游,以便更好地了解王世贞在郧期间所从事的文学活动。

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关系的研究

刻书业兼具文化与商业的双重属性,拥有商贸基础和文人学者荟萃的文化中心能够为之提供几倍于其他地点的发展概率。本文以福建历史上刻书业的地域变迁为典型个案,逐一剖析刻书中心从闽北建阳到闽西汀州四堡,再到省会福州与区域文化格局演变之间的密切联系,证明书坊兴衰是文化发展的晴雨表。

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成员与书坊考述

金陵是明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出版业在明中叶后持续繁荣,出现了很多同一姓氏的书坊主,形成了不同的家族刻书群落,如周姓、唐姓等。根据各家的载录与现存一些文献材料,对明代金陵地区的周姓书坊主及书坊进行了梳理、辨疑和补充,为分析金陵地区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奠定基础。

明清海南刻书藏书初探

海南的刻书藏书开始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海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文教事业的普及,推动了海南刻书、售书和藏书的兴盛。海南高温、高湿及飓风等气候,给藏书业发展造成了困难,但海南的官私藏书仍十分活跃,尤以明代丘氵睿石室藏书最富特色。

建阳刻本《三国》小说传播衰退原因浅析

现存《三国》小说版本中,刊刻者以建阳书坊最为集中。建阳各版本《三国》小说的刊刻时间多集中于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年间,刻于天启崇祯间的较少。入清以后,建阳刻本《三国》小说就很少传播了。其传播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建阳书坊的衰落,二、建阳刻本《三国》小说通俗娱乐的品质定位;三、毛本《三国演义》的通行和小说艺术由俗入雅的发展趋势,以及小说类型发展的规律。

清代中前期的民间刻书及其文化贡献

清代中前期是我国民间刻书的巅峰时期,形成了以江苏、浙江、安徽和北京为代表的四大刻书中心。私宅刻书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名人学者的自撰著作、前贤诗文、校勘考据类著作和巨室大族的谱牒;坊肆刻书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文教科举、日常生活、诗文选本和宗教迷信类著作。其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禆益于文化典籍的整理,文化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文化生活的丰富,校勘辑佚的繁盛以及辑佚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理论的成型与提升。

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

对于明代杭州刻书,学界认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刻书重地之一,但丧失了全国的领导地位。笔者统计明代杭州府的私人刻书机构至少在229家以上,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繁盛不能低估。这里既有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又有纸张等刻书材料充足、刻书成本低廉等优越的刻书条件,特别是浙江省识字人口多,科举考试人口众,进士人数居各省之首,为书商刊刻科考用书提供了消费市场,杭州的科考用书更是远销华北各地,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使民间社会有余力消费书籍商品,江浙两省藏书家多,都助长了杭州书籍商品的大量生产,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商品的生产中心,在全国书籍流通市场上占首要地位。因此,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刻本性质及戏曲史意义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是一多种有特色刻本的组合体,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或云其为建本,但其刻板形式字距特密,行文省略太多,且省略不规范,错字太多,难以阅读,肯定不便于售卖,所以建本之说实误。而从元杂剧刻本强烈的广告意识、宾白科范的简略、刻板的巾箱本形式、俗体字的写法、刊刻风格不同看,它应该是有多个剧团刻就的版本,它反映了元代杂剧剧团的发展,这对我们研究元杂剧发展史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