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博物馆文物传播设计研究——以淮安市博物馆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为例

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更迭,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物的储藏室,还是精神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本文旨在探讨淮安市博物馆在文物传播设计方面的创新与实践,通过分析高庄战国墓的刻纹铜器纹样,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科普设计策略⸺新媒体传播。分析纹样的构成元素、构成形式和含义后,借助电脑辅助技术和专业知识,进行视觉动态展示设计。通过动画、交互等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文物上纹样的美感和历史文化内涵。

从东周刻纹铜器的图像管窥吴越之习俗

春秋晚期,出现在铜器上的刻纹工艺,因时代价值观取向的转变,其纹饰题材开始由抽象及程式化的几何纹、动物纹向展现人的活动图像转变,主要表现人们祭祀、宴乐、射猎、劳作、战争等情节,从中可以窥见东周时期吴越地区一些特有的社会习俗。同时,通过刻绘人物的形态和活动的场景,也体现了吴越之习俗与中原礼制文化的融合。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研究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纹饰均以云气纹为主,或辅以三角锯齿纹,器表鎏金。其始现于西汉中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达到顶峰,之后衰亡。其使用对象为王侯一级。纹饰的高度一致,反映了其制作地的唯一性。据铭文可知,蜀郡西工制作此类器物,因此,推断此类刻纹铜器是蜀郡西工的产品,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滇系刻纹铜器。

从刻纹铜器图像浅析吴越习俗文化

吴越位于我国东南地区,其青铜器独具地方特色,是我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均有吴越刻纹青铜器出土,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文章在前人对吴越刻纹铜器考古研究的基础上,辅以文献史料研究方法,简要分析吴越刻纹铜器的流动现象。通过这些刻纹铜器的纹饰,浅析吴越习俗文化以及吴越文化与中原礼乐制度的融合,从而更好地了解先秦的文化习俗以及其与东周各国的关系,弥补传世文献史料的不足。

东周薄壁刻纹铜器及其相关问题

器壁轻薄的刻纹铜器是东周时期很别致的一类器物,由于它的加工工艺特殊,而且图案具有一定的礼仪性,久已引起考古、科技史、周代礼仪等相关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在现有材料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刻纹铜器的出现时间、工艺渊源及产地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指出刻纹铜器出现年代早于目前普遍认为的春秋晚期,大约在春秋中期偏晚,公元前7世纪末叶已经在中原及山东地区出现,而且可能是多地起源的,到春秋晚期阶段主要的生产中心应是吴越地区。同时从大量的薄壁铜器及特别的刻纹图案来看,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也存在独立的刻纹铜器生产中心,只是刻纹铜器的数量不算太多。刻纹铜器加刻纹饰时,需要将器物固定,这是目前多数纹饰位于器物内壁的原因。

东周时期刻纹铜器再检讨

东周时期刻纹铜器,以在锻造成形的薄壁器物表面用坚硬的工具錾刻出大量由人物、神怪、动物、植物、建筑等构成的图像为主要特征[1],主要有盘、鉴[2]、匜等水器,也有少量匕、奁和箅形器。其图像的制作工艺,与同时期出现的画像铜器中或使用镶嵌技术[3],或直接铸出减地平雕式图像[4]的方法完全不同,加之图像内容非常丰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早期的研究者多注重图像内容,认为所展现的画面或为当时贵族生活的场景,如燕礼、射礼、蒐礼等,具有一定的礼制内涵[5];或与当时的神话传说或宗教观念有关[6]。这些研究为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世界等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有学者认为在春秋末年或战国早期,南、北方均出现了刻纹铜器,与当时的画像铜器一样,都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初受到北方草原民族狩猎纹的刺激而出现的新技术风格[7]。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忽略了南、北地区最早出现刻纹铜器的墓葬在年代上存在着早晚的差别。还有很多学者认同最早的刻纹铜器起源于吴越地区,年代为春秋晚期或春秋末年[8],后由这里向其他地区传播,传播的形式以整器传播的可能性最大,也不排除南方的工匠北上中原后在当地制造刻纹铜器的可能[9]。也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刻纹铜器的原产地非晋莫属,但不排除其他地区有仿制的可能[10]。刻纹铜器最早起源于吴越地区可以说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对于在其他地区发现的刻纹铜器,目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主要是从吴越地区传播而来。笔者注意到吴越地区以外发现的部分刻纹铜器在图像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与吴越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似乎应有不同的来源。因此本文以考古发现的刻纹铜器为研究对象[11],拟观察图像内容及表现方式和手法,对刻纹铜器的起源与发展、传播、制作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检讨。

射禮禮典與嵌錯刻紋銅器圖案辨誤

本文通過《儀禮》及相關文獻中對射禮的記載,更正了以往研究者對銅壺圖案中關鍵部分的錯誤認識,使得射禮銅壺圖案中不同部分所表達的内涵得到了澄清。故宫藏銅壺、上博藏銅壺、成都百花潭銅壺以及上海博物館藏燕樂射侯銅楕杯所述禮典是同一燕射禮典,與《儀禮》所述若符合節,這些圖案可以幫助研究者加深對先秦射禮的認識。

谁是观者——关于画像铜器用途的再思考

画像铜器是指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新的铜器类型,从技术角度看,这类铜器采用了两种装饰手法:一是所谓的“刻纹铜器”,即“在极薄的器壁上用尖锐的小刀刻出图像的青铜器”,另一种是在图像外壁铸造图像的铜器。与此前商周铜器上连续的、变化的几何纹样不同,这类铜器多把器物内外壁作为绘画的载体,在器物上描述了狩猎、攻战、采桑、筵乐等图像。对于这类铜器,前人多有研究。徐中舒先生早在1933年就发表了《古代狩猎图像考》,认为这类铜器是“古代上层或王公贵族之弄器”。

滇国刻纹青铜器初探

本文介绍了古滇国的刻纹青铜器,对其来源、工艺、题材以及艺术特征做了初步的研究,认为滇国的刻纹青铜器是外来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文化密切结合的产物,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中国早期“山”字形冠饰研究

汉代画像石、砖墓的墓门门扉上,几乎都刻有铺首衔环图案,并且这一图案沿用至今。从该类图案组合上看,犹如一个兽首戴了一顶'山'字形冠饰,而这种冠饰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我们通过资料的搜集整理,从史前到商周再到汉代,发现它有自身的演变序列,故在此加以探讨。

“颛顼死即复苏”神话考释

目前发现的部分东周时期青铜水器上所刻的鱼、蛇和巫觋祭祀图案的主题,与文献所记颛顼于蛇化为鱼之时"死即复苏"神话的内容是一致的。此类青铜器的图案是对《山海经》"颛顼死即复苏"过程的借用,藉此象征随葬该器物的墓主人通过此类巫事活动能如颛顼一样得以复生。

山西隰县瓦窑坡M30出土刻纹铜斗的制作工艺

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M29、M30是三晋地区目前所见等级最高的春秋中期墓葬[1],出土遗物丰富。其中,铜斗M30∶20、21器盖和器身内外壁均饰有大量的线刻几何纹或鱼纹,器形别致,工艺精细(图一;图二)。这也是目前所见刻纹铜器中年代最早的[2],为研究春秋时期刻纹铜器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为揭示此件刻纹铜斗的制作工艺和技术特征,我们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其进行了科学分析,以期更深入认识春秋时期刻纹铜器的出现和发展,以及铜器风格转变过程中的制作工艺特征。

春秋战国之交青铜艺术审美倾向的变化:对绘画性与色彩感的追求

春秋战国之交,青铜器装饰风格发生明显变化,并突出表现在对于青铜器器表装饰绘画性和色彩感的追求上。在色彩表现方面,以镶嵌铜器为典型。在绘画性的题材内容方面,以刻纹铜器为典型。这种变化,体现出青铜器艺术审美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社会原因是春秋末期传统生活方式与观念所发生的巨大变动。同时,在艺术发展层面,人物画像纹的出现也昭示着青铜艺术发展的一个全新方向,即青铜艺术的表现从装饰图案发展到了情节性的写实图画,从此开始了绘画发展的历史。

《诗经》宴飨诗与春秋战国宴乐射礼图

《诗经》宴飨诗是文学的书写与礼仪精神的展现,春秋战国宴乐射礼图是早期礼仪图像的代表,与文学描写具有共同的母题,但两者的介质、时代及内涵存在差异。结合礼书记载的内容,对两者共同描述的宴飨、舞乐、竞射等进行图文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看到,宴乐射礼图是贵族六艺之学的生动展开,是诗画同题的最早范本,是礼图的最早模板。

“蜀郡西工”铜器渊源及相关问题

目前所知汉代带有"蜀郡西工"或"蜀西工"刻铭的铜器为数不多,但这些铜器高贵奢华,主要供御用,并随着赏赐等再分配流向其他地区,最具示范效应,在汉代青铜器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讨论"蜀郡西工"铜器品类形制的来源,认为蜀郡西工造作的铜器,在蜀郡所处的巴蜀地区先秦考古发现中并无渊源可循,这些器物并不是巴蜀传统铜器自然发展演变的结果。进而结合与其风格相近的鎏金银刻纹铜器进行详细检视。通过铭文、器形、工艺、空间分布及其渊源等方面,指出在这看似"一统"的面貌下隐藏着细节差异,总结分布形态,分析来源与背景,追踪产地线索,认为其中部分来自成都、江苏、湖南等不同产地。从"蜀郡西工"铜器入手,本文探讨和展现了汉代大一统背景下,手工业管理及地方传统共同作用下汉代铜器风格的形成。

淮阴高庄战国墓的青铜舆饰及相关问题

淮阴高庄战国墓的青铜舆饰为迄今先秦考古中所仅见,在对古代车制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这批文物所反映的车舆形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交龙形较饰和《续汉书·舆服志》中“乘舆金簿缪龙,为舆倚较”相符。从而说明我国古代的帝王乘舆渊源很深,许多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这批文物所反映的车舆有可能是古代的金车,也就是《周礼》中“王之五路”中的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