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刻道”文化传承的现状探究——基于贵州省施秉县屯上村的田野调查

“刻道”作为苗族的一种独特的酒歌文化,历经时代变迁,承载了苗族人民的情感、智慧和生活哲学。但在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面临着被边缘化和遗忘的风险。论文以施秉县屯上村为田野调查对象,深入剖析了“刻道”文化的传承现状及其所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得益于政府、社区和传承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一系列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措施,“刻道”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复兴和再生的过程。在此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文化传承的重要导向,强调各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屯上社区的积极参与和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使“刻道”文化得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

黔东南苗族刻道的文化基因研究

文化传承的关键在于基因要素的识别与传递。黔东南苗族刻道文化基因的提取应遵循唯一性、独特性、总体优势、时间性的原则,运用要素解构、类型比较、文化系统验证等方法,识别其外形基因、内涵基因和生存基因,并对相应的基因要素进行传承和保护。

贵州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以施秉苗族“刻道”为例

流传于施秉地区的苗族"刻道",汉语译为"苗族开亲歌",也被称为"歌棒",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苗族群体中,至今唯一保留下来的一种古老的刻木记事方式,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独特的民间音乐文化,也是我国宝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要保护和研究好这一"歌棒"。

黔东南苗族“刻道”的构成要素及文化内涵探析

刻道在苗族民众生活中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刻道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集大成者,由刻符(歌棒)、'刻道歌'、酒堂、长桌宴、枫木崇拜等多种要素构成。这些文化要素赋予刻道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苗族民众'歌以酒存、酒因歌醇'的民俗风尚,验证了'姑舅表婚'的传统婚俗,见证了苗族婚姻的发展历程。

苗族“刻道”及其文化生态——贵州省施秉县杨柳塘镇的田野调查

文章运用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深入贵州省施秉县杨柳塘镇,就苗族"刻道"的音乐形态特征、文化生态环境、社会价值、生存现状等进行实地考察。"刻道"是苗族以前姑舅表婚盛行、婚恋文化的历史沉淀,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刻道"的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刻道"面临着现代化、后继乏人等的生存困境。

贵州施秉苗族“刻道”音乐的文化生态研究

苗族"刻道"又称为"刻木",汉语译为《苗族开亲歌》,是一种主要流传于贵州省施秉县境内的传统酒歌。同时,也是凯里、黄平、镇远等县市的苗族群众在开亲时演唱的一路民歌。本文从苗族"刻道"产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角度,探寻施秉苗族"刻道"的文化生态及其传承与发展。

关于“刻道”田野调查的思考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主要表现在:一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后继乏人;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渐渐消亡;一些传统工艺生产处境艰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不像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有所凭依,而是像风一样,飘忽不定,某些领域或项目又往往因传承人的死亡而自生自灭,贵州苗族"刻道"的现状正准确地印证了这一点。

苗族刻道渊源及文化内涵初探

苗族民间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歌与民间长诗。古歌中,流传于贵州省施秉县的"刻道"为急待保护的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刻道》是一部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的苗族婚姻叙事长诗,更是一部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苗族古籍。保护和研究刻道,对于系统地了解苗族进入氏族社会后婚姻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发掘苗族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及价值。

黔东南苗族“刻道”的节日化建构及其实践逻辑

遗产化实践中,苗族"刻道"拥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法身份。政府、文化精英等参与群体借助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环对刻道的内容、展示空间、文化生态、价值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重构与建构。在此过程中,各参与群体间因文化资本的差异和理性的诉求展开权力博弈,并在利益争夺中实现共谋。

“刻道”对文字产生的认识意义

苗族"刻道",汉译开亲歌,上面刻有27个符号。按照组合情况,分为独体与合体;按符号与实物的关系,又可分为指事与象形。它们对认识文字符号有重要意义:刻符是文字的源头之一,指事与象形两种造字法都是产生较早的造字法,文字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指事符号最早应该指具体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