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文字时代图像遗存看动画设计艺术的起源

中国境内发现了众多前文字时代的陶器纹饰、房屋或墓葬地画、岩(壁)画等图像遗存。其中,许多单个物像和成组图案呈现出动态的画面,突出了动画“动”的本质,体现了动画运动变化的本体形态。它们源于日常生活并富有想象力,被赋予了某种特殊含义,或表达对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祈望和吉祥预兆的渴求,或反映图腾意识,或表示对大自然的赞美,体现出原始的动画思维,突显了以符号表达情感的艺术创造本质。同时,这些遗存以线条为主要表现形式,线条本身、物像的造型以及画面的意境均符合艺术特征。这些图像遗存可谓动画艺术的雏形,对后世动画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前文字儿童字图匹配的规则

前文字儿童指未经正式阅读和书写训练的儿童。前文字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必须学会同时处理文字和图画等多个符号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能够分辨每个符号系统的外部形态,而且要了解符号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符号系统的表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94名前文字儿童进行字图匹配的实验研究,探讨了中文背景下前文字儿童的字图匹配规则。结果发现前文字儿童字图匹配的成绩随年龄增长而增长;2.5岁儿童会根据图片内容猜测图片旁边的文字;2.5-3岁儿童在单色条件下根据数量规则(字数)进行字图匹配,在双色条件下依据颜色规则进行匹配;4岁儿童两种条件下都能够根据数量规则正确匹配。儿童早期的字图匹配规则本质上是一种习得行为,教师和家长在借助图片进行识字教学时,应注意方法的引导,不要让图片成为阅读的重心,图形对儿童视觉吸引过强会影响他们对汉字字形的加工。

前文字、类文字、广义文字学——三议“广义文字学”研究

所谓"广义文字学"是以文字学研究为基础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它不是对"狭义文字学"研究的简单颠覆,而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标志着文字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在"广义文字学"之下,从纵向的符号发展史的角度探讨原始图画和成熟文字之间的关系即是"前文字";从功能的角度讨论符号、文字、图画以及语言等不同表达手段在人类表情达意中的共同作用,讨论广义的"文字"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和视觉转换问题,讨论现代的符号创意活动,为基于网络的新媒体提供符号的基础支撑,即是"类文字"。"前文字"和"类文字"具备不同的价值,两者都是"广义文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看“龙山时代”前后中原和周边的“文字萌芽”

中国文明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作为中国文明符号标识的汉字,理应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文字定义的限制,文字史家们在讨论汉字起源和形成问题时,总习惯于从甲骨文、金文开始,而罔顾汉字前文字阶段实际发生的事实,或者仅作为讨论汉字体系形成问题的附缀,这是不应该的。跟世界上的其他文字一样,汉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字发生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始终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势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在“龙山时代”前后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同时,出现在中原和周边地区的“文字萌芽”应从整体上看作汉字的原始文字。

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

文章提出改造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little tradition)概念,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重审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提示生活在文字编码小传统中的当代人,如何利用现代新知识所提供的多重证据,如先于汉字出现的玉器符号,超越文字符号的遮蔽和局限,洞悉大传统的奥妙。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打开突破小传统拘限的知识新格局。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可当做大书来解读。从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经验可知,对于"读万卷书"的知识人,"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限制,洞悉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上归纳,可将新出土的文字作为二重证据,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作为三重证据,将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符号视为四重证据。以四重证据法重新探寻文化大传统,获得超越前代的人文创新方法和认识境界。

从“金字牌”行用看宋代独裁皇权行使的制度路径

既有研究认为宋代的“金字牌”由入内内侍省颁下,其与实封章奏共同构成了中央与地方间君主专属的诏奏传递渠道。其中“金字牌”不经通进司、进奏院等官僚掌控的信息通进机构,是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象征。本文通过梳理制度渊源,发现“金字牌”是挂缀在递筒之外,便于传递机构分检的标志物。所谓传递诏奏的过程,应当分解为封装递筒、发递、传递递筒、开拆递筒等多个环节。根据宋代制度的规定,“金字牌”及实封章奏应由入内内侍省于禁中开拆、封装,参与传递递筒的通进司等机构不应与闻筒中文书内容。这才是宋代君主维持专属诏奏传递渠道机密性的关键。而在实践中,宋朝皇帝授权部分地方官员留用“金字牌”发布命令,允许官僚参与拟定用“金字牌”颁出的“御前文字”,甚至授权其使用“金字牌”传递朝廷文书。官僚得以参与拟定和传递本应体现君主个人专断的“御前文字”,可见宋代皇帝专属诏奏传递渠道所支撑的独裁皇权,不是排他性的个人控制权。此种独裁皇权的行使,是通过皇帝主导,内侍、外廷官员共同搭建的制度路径。而“金字牌”正是凝聚着宋代独裁皇权权威之“物”。

孝宗《政道帖》与宋代非政令“御书”的政治意义

宋帝颁赐臣僚的非政令“御书”,往往是君主进行政治宣谕、君臣间进行信息沟通的载体。《三希堂法帖》之《政道帖》即为一例。此帖由三则孝宗御书《资治通鉴》和曾觌跋文组成。在流传过程中,载有孝宗抄录两则《资治通鉴》的一纸御书佚失,相关文字保存于《味水轩日记》。在“圣语”、御书和跋文的多层文本之下,《政道帖》体现了宋孝宗由隆兴二年浙西赈济一事出发,藉由三则《通鉴》向潜邸近臣曾觌阐述为政理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