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在语言中划出一条界限: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明白地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则必须对之沉默。可说的东西是世界和全部自然科学,语言和世界具有逻辑同构性,并指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多数问题和命题都是对语言逻辑的误解。但不可说的东西才是他的全部心意所在。不可说的东西是世界之外的神秘的东西,包括唯我论、形而上学主体、意志、善恶、幸福、伦理、人生意义、世界意义、价值、上帝、世界存在和对世界之为一有限界的整体的感觉,这些不可说的东西以形而上学主体为核心形成了他的超验形而上学思想。

加缪前期哲学思想的宗教根源——从剧作《卡利古拉》谈起

布莱斯·帕斯卡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普罗丁的“太一说”、诺斯替教徒巴西莱德兹、马谢安、瓦伦泰努斯的“中间人”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加缪 ,为其前期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宗教根源。剧作《卡利古拉》客观反映了他们的理论主张 ,是较为典型地反映加缪前期哲学思想的宗教根源的重要作品。

维特根斯坦及其前期哲学的现实影响

维特根斯坦的经历，前期哲学和哲学思想转变过程颇具特色，引人注目。近年，他的哲学影响日益扩大，研究其哲学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神秘之域”的产生与消解——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受盎格鲁—萨克森和德国两种哲学传统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借助语言分析的途径 ,力图为“神秘之域”求得避难之所 ,但是却造成了可说的世界与不可说的“神秘之域”的分离。其后期哲学一改前期哲学的立场 ,不再对语言进行形而上的玄思 ,而是注重考察语言的日常用法。维特根斯坦正是通过“语言游戏”说与“生活形式”论 ,抹平了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的界限 ,“神秘之域”

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哲学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直接现实背景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向政制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混乱使得陈独秀反思当时中国精英化的政治样态。同时,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演变,以及从观念出发处置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构成了这一转向的观念来源。质言之,这一转向与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体两翼,合为其针对中国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改造进路。这一转向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不足,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现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