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的新思路

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制度主要有累犯从重处罚制度、部分前科报告制度以及特定职业禁止制度。这些制度反映出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存在重惩处轻预防、重防控轻治理的倾向,与社会管理创新政策直接冲突。为此,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应尝试建立帮教防控一体化、常态化机制,实现路径上,通过建立累犯累进加重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和专门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帮教机构等途径完成。

融合静态属性和动态轨迹的盗窃前科人员分类研究

以往犯罪前科人员分类研究,通常基于历史犯罪信息中的静态属性信息,而忽略了对动态轨迹信息的利用,且缺乏专门针对盗窃前科人员再犯罪风险预测的研究.基于上述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研究融合静态属性和动态轨迹的盗窃前科人员初犯/累犯分类.构建了融合静态属性和动态轨迹的长时间跨度盗窃前科人员分类数据集,然后探索和对比多种不同类型机器学习模型在该数据集上对盗窃前科人员的分类性能,提炼出与盗窃前科人员分类最相关的特征;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提出基于加权关联规则的盗窃犯罪人员预警模型.本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盗窃犯罪的预警工作中,对犯罪打击和安全防范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大数据的前科人员犯罪预警模型构建研究

犯罪预警研究是大数据时代公安机关实施数据警务的有益探索,是数据挖掘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安领域的运用,对公安机关实现犯罪的前馈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现有的犯罪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平台构建前科人员再次犯罪预测模型,从而提高犯罪预测的准确性,并且可以为事先防控犯罪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搜集前科人员基本属性信息、劣迹信息、活动轨迹等数据,通过数据清洗、特征构造、模型建立、模型评估与优化,构建科学合理的感知预警分析模型,选取随机森林算法作为模型的训练算法,其正样本的精确率为0.85、召回率为0.86。研究表明,犯罪数据不仅可以用来预防犯罪,而且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更高的层面理解犯罪发生的原因。

轻罪治理图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建构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轻微罪名数量开始快速扩张。轻罪化的立法主张存在其合理性,但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出现了轻罪轻刑但不轻罚的现象,甚至存在“株连”的情形。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犯罪记录长期存在将会衍生诸多问题。对此,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但为充分回应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之诉求,应当根据犯罪类型、刑罚期限以及行为人类型等条件判断能否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在规范层面,不仅需要对既有的前科报告制度作出调整,以明确前科范围、前科消灭的影响范围以及启动程序,还需及时对其他部门法作出调整,以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

在刑法扩张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向轻罪化方向发展。随着轻罪比例的不断攀升,现行前科体系之弊端日渐凸显,因此,为轻罪犯罪人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具有积极的制度价值,可以起到顺应轻罪比例升高之趋势,实现刑法体系现代化以及更新国人犯罪观念的积极效果。在宏观制度厘定层面,可通过制定单行“前科管理与适用法”的方式在规范层面明确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同时应当对制定轻罪前科的规范性文件之层级作出限制,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范围与时点。在微观制度构建层面,需要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免除附条件的过失犯罪人、微罪犯罪人以及“定罪免刑”犯罪人的前科担负,并为不能立即消灭其前科的犯罪人构建轻罪前科封存制度,以5年作为封存上限,根据罪行的差异分类配置个罪的具体封存期限。

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构

当前,我国前科制度呈现出类型日益多样、适用主体广泛、存续时间较长的特征。伴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既有轻罪前科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违反责任主义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困境。基于此,我国刑法应当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立法模式上,应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在逻辑基础上,以轻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调和防卫社会与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以面向全体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适用前提,并在域外立法经验与我国学界既有方案的基础上,从基本条件、范围、程序和法律后果四个方面建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此外,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应兼顾如下配套措施:规范前科制度的立法层级,调整前科制度的具体内容,修改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轻罪附条件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

目前的永久性前科制度对犯罪人资格和权利进行永久性的限制与剥夺,其本质就是对犯罪人基本人权的限制和剥夺。基于失权与复权的内在关联,我国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要求附条件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主体条件采取综合主义标准,以刑度条件为主,以罪质条件为辅,划分前科消灭的主体范围;同时,以强调危险评估与控制的新刑罚理论为指导,量化性考察犯罪人再犯风险性,科学设置前科消灭的考察期限。制度配套方面,需完善犯罪记录制度、社区矫正制度和复权制度等配套制度。

信用社会建设背景下犯罪前科的泛化及其应对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失信评价与信用惩戒不断融入犯罪治理领域,导致犯罪前科不断泛化,主要表现为前科内容的生活化、负面影响的牵连化和救济途径的稀缺化。造成犯罪前科泛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信用规范加重法定义务、失信标签引发道德谴责和前科消灭制度仍需完善。在社会信用体系与犯罪治理体系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可以借鉴社会信用理论与信用社会建设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应对犯罪前科泛化的态势。具体而言,应当通过明确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完善前科事实的规范处置机制和提升前科消灭制度的复权效果等措施系统构建前科消灭制度,进而着力消解犯罪前科泛化后导致的负面影响,实现保障人权和防卫社会的平衡。

前科时效:内涵意蕴、生成逻辑及构建路径

前科时效是指国家保留受过刑事处罚的人的犯罪记录使其处于不利状态的期限。前科时效制度生成具有充分的逻辑基础,不仅契合重罪到轻罪的时代变换,而且可以平衡犯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并降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的可能性。构建前科时效制度应与刑法现有制度相衔接,适用范围限于累犯、毒品再犯以外以及禁止适用假释的严重暴力犯罪外的其他犯罪行为,适用条件为前科存续期间没有再犯罪行为,适用期限根据微罪、轻罪、重罪三个档次进行划分,分别对应不同的前科存续期。

前科消灭制度的规范建构

前科是犯罪的产物,其与刑罚一道迫使犯罪人负担某种不利状态。某种意义上,前科是刑罚的张力,是一种否定性法律评价。前科在逻辑上与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抵牾,在现实中造成社会歧视及群体隔阂。随着刑事立法日益活跃,法治社会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和灵活就业的兴起,前科消灭制度的建构成为可能。前科消灭的适用不宜毫无限制,即不是对于所有犯罪都赋予前科消灭。具体而言,有期徒刑3年以下、拘役、管制等应设置3年;有期徒刑3年以上,前科消灭期限应与所判刑罚保持一致;无期徒刑与死刑前科不予消灭,国、恐、黑、毒这四类犯罪不在前科消灭之列。相应地,《刑法》第100条所规定的前科报告制度也应当予以调整。

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正当化限度及应对路径——以轻罪时代为背景

随着轻罪时代的来临,我国的前科制度更凸显出诸多弊端,亟待作出调整。只有厘清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正当化限度,才能对前科制度的现状进行检视,进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前科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人身危险性已是共识,其存在的理论根据应是充当前罪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考察评估机制,其性质为保安处分,属于与刑罚相并列的犯罪的法律后果。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性质决定了其正当化的限度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自负原则、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明显有违前科制度的正当化限度,需要从废、调、补这三个方面来采取应对措施,即废除一些完全缺乏正当性的前科制度、对《刑法》第一百条进行合理调适、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如此,方能满足轻罪时代的实践需求。

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的理论证成与具体方案

为实现对轻罪的科学治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前科制度的固有弊端,有必要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宏观层面可从罪刑均衡原则、罪责自负原则和人身危险性原理三方面夯实构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理论根基。在微观层面则要合理划定轻罪前科消灭的适用范围,即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附加刑,或定罪免刑、单纯宣告有罪;科学进行程序设计,建立依申请或依职权的“或选”模式,并由法院参考检察院、司法局等单位的意见作出是否消灭前科的裁决;加强配套制度的衔接:建立司法数据与人事档案、户籍信息平台共享机制,及时删除符合条件的前科信息。应将轻罪前科消灭作为社会矫正的鼓励手段,不断降低社矫对象的再犯罪率,真正实现其再社会化。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化构建

轻罪案件数量的显著增长促使我国加快推进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现亟须以刑事一体化视野破除前科消灭制度的理论研究困局。犯罪记录封存和前科消灭是程序和实体并行不悖的关系。前科消灭需要依靠犯罪记录的彻底封存程序,才能实现其实体权利恢复的目的。构建中国特色的前科消灭制度需要程序和实体共同的制度合力。在刑事程序法中,应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基础之上延伸出犯罪记录的彻底封存程序,并以此为契机对我国的犯罪记录制度进行体系化构建,保障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有效实现。在刑事实体法中,亟须对《刑法》第一百条犯罪记录报告条款进行合理修正,并补充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供给。科学设计前科消灭制度时应系统考虑其适用范围、考察条件、程序模式、法律效力及配套保障等方面。

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随着我国轻罪时代的来临,轻微犯罪的犯罪圈不断扩张,轻微犯罪群体也愈加庞大。然而目前我国的前科制度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的僵化迹象。轻微犯罪案件套用重罪的附随后果,导致出现“轻罪不轻”的现象。在具体的构建方式上,应当以刑法典的模式进行立法;在具体的适用条件上,规定考验期以及实质条件;在程序方面,主张以自动消灭为主,以申请撤销为辅的方式。

轻罪治理背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化构建

在刑法领域,轻罪治理是法治现代化的体现之一,而“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是轻罪治理的重要内容。时代需要、宽严相济的政策、现有规定的内在弊病与标签理论分别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一方面会与前科报告制度、户籍制度、人事档案管理等相矛盾,另一方面也难以轻易达到预期效果。我国应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明确前科消灭适用的对象条件、实质条件、考验期等内容。在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的基础上,衔接好前科消灭与现行相关制度,并在建立信息专网的同时,强化信息保护意识。

轻罪治理视阈下前科制度的认知偏差与问题检视

前科制度是一项虽未被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但在事实上存在的制度,前科制度的存废改革伴随轻罪治理的立法趋势再度成为热点话题。然而,当下对于前科制度存在认知偏差,特别是对前科制度会阻碍曾经犯罪人复归社会、加剧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的批判,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前科之过。不可否认前科制度存在前科报告责任机制阙如等弊端,但主流改革方案所提出的前科消灭亦缺乏必要性,前科制度的既有问题尚未严重至对其予以全盘否定的程度。前科制度内在之社会防卫的价值追求,其正当性基础在轻罪时代仍然历久弥坚。在轻罪治理视阈下,更为妥当的做法应当是在明确承认前科制度法律地位的情况下,采取渐次递进的方式对前科制度予以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微罪案件主要涉及道德谴责性低、人身危险性小的法定犯。随着轻微犯罪案件增多,现行司法资源被大量占用,前科标签化和连诛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犯罪人员及其家属的社会融入。因此,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尤为紧迫。建议参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借鉴国外法律制度,设立一年考验期前科消灭制度。对于轻微犯罪人群,在考验期内需参加心理咨询与测试,考验合格后可申请前科注销。前科消灭制度还需考虑不同职业的从业禁止期限,对于损害他人身心健康的犯罪不应纳入前科消除范围。前科消灭制度应以恢复性司法为导向,避免“一刀切”的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分别处理,以促进轻微犯罪分子的社会再融入,降低再犯罪率。

轻罪治理视域下前科消灭制度的路径探讨

我国通过降低入罪门槛、增加新罪和轻罪等手段扩大刑事治理范围,将原本由其他法律调整的行为纳入刑事监管领域,化解了二元制裁体系面对新兴犯罪现象的治理难题,取得了较为积极的社会效果。但犯罪圈扩大必定会导致犯罪标签泛化、涉罪人员复归社会难等问题,庞大数量的涉罪群体被附以前科后,隐性歧视将充斥在其就业、学业等生活领域,加之各地对现有前科体系的僵化适用,前科效应对轻微犯罪群体的伤害甚至不亚于实际刑罚。对此,应当设置宣告刑、法定刑、罪名类型相结合的前科消灭标准,辅之以相配套的分级消灭效果、联动机制,明确部分前科消灭后再犯罪的处理程序,真正解决轻罪扩张与前科体系之间的平衡难题。

轻微犯罪视域下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在轻罪化立法背景下,我国刑法由重罪重刑的小刑法逐步转向刑事制裁日渐轻缓的大刑法。众多轻微犯罪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从而加速了轻罪犯罪圈的扩张,导致我国轻微罪案件的数量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然而,由于我国前科制度的永久存续,大量轻罪案件存在“轻罪不轻”的现象,现有前科制度有违罪责自负、罪刑法定的原则,不利于轻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为消除当下前科制度产生的负面效应,故有必要构建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