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免除的必要性与体系性构建——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第19条

刑法第100条规定的前科报告义务为未成年人犯罪人复归社会造成障碍。《刑法修正案(八)》第19条首次对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免除作出明文规定,然而由于立法态度过于保守,条文规定过于简化,仍需对现有规定加以完善,从而真正实现对未成年的保护。

公民就业权视域下劳动者前科报告义务的体系解释——以美国雇员案犯罪记录争议为切入

根据《宪法》第42条规定的公民就业权,国家应创造就业条件帮助具有犯罪记录者实现社会融入,因此对《刑法》第100条劳动者前科报告义务条款进行体系解释的结论为,公民求职时不应具有普遍性的前科报告义务。结合劳动合同法的如实说明义务理解前科报告的范围,其应仅包括与录用条件、工作内容直接相关的罪行;同时外国劳动者也无需报告仅相当于我国违法行为的违警罪等或仅受保安处分的记录。而且《刑法》第100条属于管理性强行规范,劳动者隐瞒前科导致其不符合录用条件或者不胜任相关岗位时才能认定劳动合同无效。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分析与配套设计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建立的一项全新制度,对切实帮助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消除"标签效应"负面影响等具有深刻意义。人民法院需由相关部门出台规范性文件,对通报的时限、对接机关、通报内容及方式、流程予以详细规定。通报义务应由作出生效的裁判文书的法院履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施行后,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依法不应被查询或知悉。而对应的刑事案卷和其他工作记录,因记载与犯罪记录相关的内容,也有必要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同时,封存范围应有明确的界限,不能随意扩大,以免危害司法公开的推展。

标签理论的现实化路径

标签理论是犯罪学之中的重要理论之一,从其萌芽到繁荣也只有近100年的历程。虽然标签理论提出的时间并不长,该理论也受到了不小的争议,但标签理论对于继发性犯罪具有较强的解释性,同时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推进了社区矫正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的发展。

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立法者对前科的机能存在着理解上的重大偏差,这是我国迟迟无法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规定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复归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与真正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之间尚有不小的差距;我国应从前科之罪的"罪"与"刑"、前科消灭的期限与禁止性事由、前科消灭的方式与主要程序、前科消灭的法律效果等方面入手,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为突破口,逐步推进和带动一般意义上的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刑法修正案(八)》若干条文解读与思考

201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一改以往一个人大决定和七个修正案的小修小补,第一次对刑法总则中限制死缓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