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性原则视野下刑法前科报告制度之检讨与完善——兼评《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一百条的修改

刑法第一百条在结构和内涵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其与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刑法修正案(八)》虽对本条进行了修改,但并不彻底,是一个"半截子的革命"。通过对本条内涵的解构分析,从对前科报告者的人格尊重和人权保护的价值立场出发,前科报告的时间应为入伍或就业成功以后,确立不报告和不实报告的后果,旨在更好地实现前科报告和对有前科者及相关单位的保护。

前科报告制度需明确三个问题

我国的前科报告制度规定于刑法第100条：“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刑法修正案（八）对此制度进行了补充，即在刑法第10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试论前科报告制度的完善

刑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前科报告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控制犯罪的间接手段,对于预防再次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规定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我国刑法应该明确前科制度的法律地位,从前科报告的期限、内容以及不报告的责任等方面完善前科报告制度。

论《刑法修正案(八)》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

《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九条免除了未成年前科报告义务,是对现行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正和完善,也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的规范性确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对外公开,弱化社会公众通过犯罪记录公开而对未成年人进行非规范性消极评价,在消除"犯罪标签"效应的同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浅探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了未成年犯罪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而我国九七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从中不难看出，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制度的消灭做出了初步规定。以下，本文对我国未成年人前科制度进行初步的探讨。

前科记录封存的法律制度初探

前科记录封存经过学界、司法实践的重重呼吁,终于在立法中予以落实,给失足未成年人打开了一扇窗。从法的价值、刑罚的目的以及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方面阐述前科记录封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解读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前科记录封存的制度设计,介绍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做法,同时对于现行法律规定指出了需要完善的地方。

论对有前科者就业的限制与保护

对有前科者就业的限制是指对其就业范围的限制,包括实体规定和实现限制的程序规定。实体规定应以工作的性质与有前科者被执行刑罚的性质为标准。程序规定则以颁发行为证明书或犯罪记录证明书的做法较为可取。我国刑法规定的前科报告制度难以体现程序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并不能实现对有前科者就业的有效限制。对有前科者就业的保护需以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为前提,并辅之以具体的规定与政策。

“有前科者禁开网约车”引争议

网约车司机的准入门槛一直模糊不清,导致不少有犯罪前科的人员进入该行业,这种状况即将发生改变。2016年7月11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滴滴出行,发布了移动出行驾驶人员禁入标准,首次明确网约车驾驶人员资格审查的＂负面清单＂,有重大、暴力和危害公众安全的犯罪,严重治安违法,严重交通安全违法等三大类违法犯罪记录以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员,都将被一票否决、禁止进入移动出行平台。而这项标准出台后,却在舆论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关于现行刑法第一百条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一般被学界称为“前科报告制度”。学者们对该法条在刑法中的设定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学者对前科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民法、行政法及社会效果方面采用实证方法对该法条进行了分析。据此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该法条的一些修改建议。

我国刑法构建成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

为了预防犯罪,我国现行《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虽然前科报告制度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犯罪发生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刑法大幅度扩张打击轻罪的范围,该制度的弊端也越发明显。我国在刑事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建立成年人犯轻罪情形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标签理论及其本土化

标签理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的犯罪学重要理论,主要讨论越轨行为产生的过程,对于诱发性犯罪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随着这一理论传入我国,对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前科报告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理念的冲突:《刑法》第100条与社区矫正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改时新增加的内容，也是学界所说的“前科报告制度”，或是一种“告知义务”。此条自新刑法实施以来一直存在争议，至于其立法技术或制度性的层面不是此处的论述重点，笔者试图将视域渗透到该条的背后，揭橥其理念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