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探讨——以过失“威胁犯”的引入为视角

近年来,污染事故的高发引起了刑法学界的重视,许多学者提出在环境污染犯罪中设置过失危险犯,但该理论却存在固有缺陷,遂异议蜂起。刑事立法虽也在亦步亦趋地朝学者的吁求靠拢,却始终是小改小修,未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精神彻底贯彻于条文中。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拟扬弃过失危险犯的旧理论,提出过失"威胁犯"的全新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在借鉴诸多学者理论精髓的基础上,重点论证污染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外国先进立法,对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事前预防机制提出具体立法构想,以期为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经济犯罪视域下的刑法保护前置化及其限度

为了更好实现法益保护的规范目的,刑法保护前置化在经济刑法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考察其内部构造,“重心前提”和“防线前移”是其双轮驱动。前者将集体法益作为个人法益保护的前阶,实现了“法益的普遍化”;后者将可罚性前置到法益抽象危险阶段,反映出“危险的抽象化”。刑法保护前置化因应了经济风险管理的现实诉求,同时又兼顾了经济犯罪的法定犯和经济性特性,故得以在经济刑法中大放异彩。但其也可能因违背刑法谦抑性等基本原则,造成刑法治理在经济领域的过度介入,成为妨碍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为此,需从集体法益的具体化和抽象危险的限定化角度入手,使得其在经济刑法中的适用不至过于泛滥。

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环境刑法维度的思考与应对

现代性在为人类社会带来物质繁荣和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危险源和与之相关的高度危险行为,风险社会逐步形成。刑法作为权益维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在对此作出积极回应,由此出现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蓄积犯、预备犯、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扩张,刑法功能向积极的一般预防倾斜等。环境刑法作为近几年的新兴学科,刚一发起便备受关注,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趋势对环境刑法带来的冲击要求我们必须反思立法,并考虑是否应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一系列主张在环境刑法理论中予以运用。

我国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

环境污染为典型的社会风险。刑法作为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理应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回应。环境风险为风险社会的重要标签之一,将环境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既有其正当性,也有可行性。目前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缺乏风险意识,环境犯罪罪名体系尚待完善。应考虑增设环境侵害危险犯以及破坏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犯罪罪名,完善环境犯罪罪名体系。

近年来我国犯罪化的走向——基于对刑法修正案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从近十年来刑法修正案的内容可以看出犯罪化的走向主要体现在对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秩序、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犯罪化非常活跃,呈现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法益保护前置化等特点,将很多原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将刑法保护法益的时间提前。这体现了刑法立法对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以及越来越能明显感知的社会风险的回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刑法立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近年来犯罪化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注意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问题,防止刑法法益保护的过度前置化,同时注重人权保护。

我国刑法对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研究

为了应对风险社会下人们对法益保护提出的更高需求,我国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大体上采取了两种方式的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一种是从既遂犯、未遂犯到预备犯的刑法前里化,另一种则是从实害犯到具体危险犯再到抽象危险犯的前置化。这两种方式的前置化可以从刑法在时间上的提前介入、在空间上对所规范行为范围的扩张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基于对刑法前置化的理论基础的分析,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是刑法为应对风险社会中的新型法益侵害危险所作出的必要调整,是我国刑法发展在现阶段的必经之路。但刑法的前置化不是无节制的,应当进行必要性和正当性考察,避免过度前置化对个人自由造成侵害。

传统危险犯分类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传统危险犯分类理论将危险犯二分为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但是,抽象危险犯的司法认定逻辑难以完全实现控制风险与保护法益的平衡,严格责任的倾向加剧刑法的工具主义风险。而具体危险犯规制的是一种现实危险,并不能弥补抽象危险犯的不足。解决该问题的有效路径是在肯定传统危险犯分类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准抽象危险犯的司法认定逻辑在肯定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同时,强调司法人员结合个案将抽象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要素进行实质判断;强调实质性入罪标准的同时,实现刑罚对抽象型危险进行打击的预防性目的。

风险社会视阈下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刑事立法立场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潜藏的风险,是风险社会下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新型风险之一。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具有巨大的安全性风险,包括对通过该技术孕育的婴儿和人类后代产生的不可完全预知和控制的双重风险。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具有颠覆性的伦理风险,一方面隐藏着引发基因歧视的风险,另一方面会引发对人类后代人格尊严的严峻挑战。基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所具有的上述风险,应当运用刑法手段禁止该技术用于人体试验及有关应用行为:将人体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人体试验和应用行为定位为抽象危险犯,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化;通过合理设置量刑幅度、设置财产刑和从业禁止的方式,实现犯罪预防目的;清晰划定基因治疗的禁止范围,以免刑法过度剥夺公民自由。

贩卖毒品罪的几个争议问题研究

在步入风险社会后,法益保护前置化、预备行为实行化进入刑法研究范畴,根据风险刑法原理,"贩卖"毒品的行为应该包括"为卖而买"和"出卖"两种方式;在贩卖毒品数量的计算方面,应按照《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将吸毒者购买的毒品数量作为贩卖毒品数量,并允许被告人反证推翻;在犯罪既遂标准方面,以抽象危险犯和目的犯为视角,提出"目的支配下的实际控制说";代购行为和居间介绍毒品买卖的行为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被告人是否具有牟利的目的,牟利不等于总体上收大于支,而在于是否从中获得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等好处。

风险刑法理论下著作权犯罪圈扩张之内检

网络环境下,依托于传播技术迭代的著作权犯罪携带着更大的犯罪风险,出于防控新型犯罪风险、创造权利安全的目的,著作权犯罪领域的刑法规制呈现出范围扩张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审议通过虽对当下著作权犯罪刑民衔接障碍作出了一定回应,但立法沿革的“刑法本位”理念与司法上犯罪评价模式情节犯的数额犯化趋向同样伴随着刑法适用恣意之“风险”。风险刑法论基础上的著作权犯罪规制路径优化,应当要求侵权认定上以法益侵犯实质性判断为核心,坚持二次性违法理论;同时通过限缩危险犯类型进行前置化保护限定,为著作权犯罪提供制度衔接与保障。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反恐刑事立法检视与应对

恐怖主义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依法反恐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我国同样积极采取法治手段特别是刑事法治措施、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和立场,对恐怖主义行为进行类型化归纳、给予犯罪化评价和开展精准式打击,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与危害。考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出台以后的反恐刑事立法,呈现出对恐怖主义及相关行为处罚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处罚时间点不断前移等特点和趋势,犯罪圈进一步膨胀,刑罚圈进一步扩大。认真检视既有反恐立法,仍然面临共犯行为正犯化、预备行为实行化、“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定位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衔接与协调中失衡引发过度扩张隐忧、反恐刑事立法与反恐行政前置法相互抵牾等质疑和冲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需要强调社会综合治理,细化反恐刑法与反恐行政法之行刑全面、精准衔接,实现步调一致和高频共振;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领并正确理解和依法把握“打早打小”的反恐刑事政策要求,防止过度化、扩张化;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刑法基础理论精细化解释以化解面临的质疑;适时适度跟进最新反恐形势,进行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在内的“立法”更新,以依法、全面、有效、精准开展合力反恐、全球反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