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水利工程前置要件办理浅析——以引江补汉工程为例

基于南水北调后续引江补汉工程典型实例,对开工前需要办理的20个要件进行全面探讨,总结出要件办理的全过程经验,包括强化顶层设计,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做好技术支撑,强化进度计划管理和重视宣传报道等,对要件交叉、边界条件难以明确等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为推动水利工程前期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于ISM模型的地方铁路项目前置要件管理分析

国务院在2019年明确将城际铁路等非干线铁路的建设、运营等事项交由地方实施,改变了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主导铁路建设的历史进程,但地方铁路建设单位对前置要件管理缺乏系统性研究。从建设单位角度,对前置要件相关概念进行全面分析,使用ISM模型对常见的前置要件进行建模,再从实践操作出发,对模型进行验证,根据结论提出前置要件办理顺序和管理建议,并提出了前置要件管理工作应立足于服务全项目生命周期的观点。

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效果检视与应然路径

刑法立法中行政前置化的立法趋势是法定犯时代背景下实现行刑共治的应然选择。而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设置不仅关系到金融犯罪的治理效果,更决定了金融犯罪治理路径的走向。与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应然价值相悖的是,当前理论界对此关注不足,且存在理论前提不清、认识不一的问题。对其适用现状进一步检视后则发现,现有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设置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不仅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而且司法适用中可操作性不高,甚至有悖离金融犯罪治理目标之风险。对此,有必要立基于匹配性理论的认识论要义,遵循多元协同的方法论要求,构建集价值导向、立法设置、司法适用为一体的适用路径。由此,才能实现金融犯罪治理的现代化与法定犯时代犯罪治理需求的统一。

信用卡诈骗罪“有效催收”的本质与认定——兼论前置程序型构成要件的新类型

当前实务界忽视信用卡诈骗罪的“有效催收”要素,主要原因在于“有效催收”的本质并未得到精确界定。即使是在本质认定学说的探讨下,“有效催收”也无法与信用卡诈骗罪的实体型构成要件相提并论。从外在形态界定、规范体系定位、犯罪论体系明定角度来看,信用卡诈骗罪“有效催收”的本质应当是一种前置程序型构成要件。在该本质指引下,“有效催收”的具体认定应遵循以下要求:第一,持卡人必须了解发卡银行催收程序的具体事项,发卡银行不能发出形式化催收程序,这是故意犯罪认识因素的直接要求;第二,对于银行催收程序的前置性法律规范与入罪原理的不合理之处,刑事司法应当确立独立性判断方法,对信用卡诈骗罪催收程序的方式、主体、时间、次数以及形式等时空要素作出单独规定,合理区分信用卡欠款行为的一般民事违法性与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刑事违法性。

基因编辑之刑法规制及其限度

刑法管制是基因法学的精选元素,涉及多重利益衡量,标签化理解基因编辑,会造成刑法规制基因编辑的观念性谬误,基因编辑使用具有双重困境:既有利于改进民众健康,也会导致生物安全风险,从而给立法带来难题。现代法律面对基因编辑风险时,不能单一强调风险收益与风险负担之平衡的风险正义,而是需要考量基因编辑技术导致的公共安全、人体健康风险。基因编辑固然与科研自由有关,但同时涉及公共利益,有损国家利益、公共安全与人体健康的基因编辑应被禁止,基因编辑仅为滥用生物科技行为的类型之一,刑法应有前瞻性地增设滥用科技罪这一类型性罪名,而不是只对基因编辑规定相关具体性罪名,并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对该罪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加快水利工程前期立项进度的思考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立项是项目前期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实际工作中存在很多影响立项进度的问题。主要就水利前期工作中前置要件办理进行思考并讨论其影响项目立项进度的主要问题,就如何有利于项目立项并缩短立项时间提出若干建议。

西昆高铁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一体化管理创新实践与分析

为了高质量推进铁路建设,打造“精品、绿色、智能、人文”铁路工程,依托我国西部时速350 km、正线全长1355 km的西昆高铁,进行有针对性的高质量建设管理探索,重点就铁路项目建设中起基础性作用的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深入研究和组织实施;从办理项目审批的前置要件、签订相关外部协议、围绕勘察设计管理等方面,提出“分批分类办理前置要件、对标对规签订外部协议、深度介入提升设计质量、提前对接稳定车站规模方案、站前站后同步获批初设”的项目前期一体化管理工作方法,为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奠定了有力基础,可为铁路建设者提供参考。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违法性的体系定位困境与重构--违法性前置说的提倡

关于违法性的体系定位,有概念论和构造论之争。概念论有导致违法判断主观化和道德化的风险,而当前的构造论未能妥当处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为解决上述困境,应采违法性前置说。首先,违法性以客观的法益侵害性为内核。根据客观主义刑法观,只有在评价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的基础上,才能判断行为人的谴责可能性。因此,违法性在逻辑位序上应前置于以谴责可能性为内核的罪责。其次,根据刑法规定,只有在行为危害社会的前提下,才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类型。因此,违法性在逻辑位序上应前置于以行为类型性为内核的构成要件。再次,构成要件对于责任年龄等罪责要素有制约意义,因而罪责应置于构成要件之后,作为犯罪构成体系中最后一个阶层。最后,违法性前置说不仅适用于犯罪实体构造,还适用于犯罪认定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