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冲突中当代台湾地区诗人的中华族裔意识论

在当代台湾地区诗歌这一错综复杂的权力场域中,围绕着台湾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地理出身的台湾诗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20世纪50—60年代,纪弦等一些台湾前行代外省诗人在极为推崇诗歌的"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的特性的同时,也使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走入了一条重视西方文化,忽视现实、忽视民族文化的道路。由此,台湾新诗场域中的西方文化资本与中国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而正是这种权力的压抑性,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新世代诗人对它的质疑与竞争权力模式的产生。也就是说,正是西方现代性中暗含的东方主义意识和台湾一些前行代诗歌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激发了台湾新世代诗人强烈的民族情感。一般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台湾新世代本土作家总体上由推崇乡土意识转向推崇台湾意识。而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民族认同虽然出现过偏离和困惑的问题,但大体上而言,它是循着由感性认同向感性与理性结合的认同轨迹和方向发展的。

在游历中超越——再论张默兼评其旅行诗集《独钓空濛》

台湾著名诗人张默及其所代表的台湾前行代诗人,经由半个多世纪,从人本到文本的塑造所行成的"诗歌人格"和"诗歌精神",已成为百年中国汉语诗歌一种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与传统。一向"把‘诗’当作动词"的张默,对"旅行诗"的写作更是偏爱有加且独有心得。新近出版辑其五十余年"旅行诗"作品为大成的《独钓空濛》诗集,以"台湾诗帖"、"大陆诗帖"、"海外诗帖"三大板快亦即"家园"、"故国"、"彼岸/远方"三种文化地缘的游历互证,不但构成别具一格的诗性行旅之丰饶景观,更将一般而言的"旅行诗",提升到一个深具"文化学意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