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诸子时期的“天人观念”及其美学史意义

前诸子时期超越天人二元对立的“天人观念”具有深刻的美学史意义,这可通过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突破三个方面来说明:就“发生”而言,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中国美学何时发端的问题具有澄清作用;就“发展”来说,中国古典美学之特征和基本范畴的形成、中国现当代美学之思想体系的构建等都能在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中找到渊源;就“突破”来看,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为何要超越二元对立以及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均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即追寻“意义”与回到“经验”。

前诸子时期的“道”

作为先秦诸子学说讨论核心话题之一的"道",其概念之承接及思想资源,直接来自前诸子时期所发展起来的,具含西周文明礼乐制度内涵的人文意义之"道"。"道"与"人之道"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相对应,这是上古的一贯传统。而以"人之道"内容释义"道"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道"的概念,扩展其适用范围,是直至春秋时期诸子学说产生之前"道"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

前诸子时期的“道”——关于古义之“道”及春秋“天道”思想的考述

作为先秦诸子论学核心话题之一的"道",其古义来自沟通"上"(神祇)"下"(人事)以求道途平安的祭祷仪式,含有祓祟、诅祝之义。"道"字古义此种内涵,在文明昌盛之后被逐渐淡化,演变为"人行之道",而在"天道"思想中呈现为另类衍变。《老子》"道"话语系统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源于"天道"思想,但在春秋时期上层话语系统中,"天道"与"道"仍未统合为一,而是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想取径:前者可以术数而祈禳沟通之,后者则须以"礼"而与"天"进行某种互动。此际,"天道"与"道"(人道)仍属分离。所有这些,正是先秦诸子所能承接的有关"道"思想的历史资源。

原始方术中的前诸子思想

先秦诸子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辉煌时期,但诸子思想绝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中国文化起源甚早。古代思想自三代至秦汉,虽然屡经分合变化,但仍有很多贯穿前后的观念和命题,许多对后代思想影响至深的命题,都可以在中国早期文化中找到踪迹。一些思想观念的来源甚至可以上溯至史前时代。

前诸子时代的传播思想探析

前诸子时代的传播思想非常丰富。对传播活动的认识上,人们认为传播活动能够传达各种信息,语言能够揭示传播者内心的感受,以及他对各种事物的认识、看法和评价;通过语言传播,可以对民众进行教化,对子弟进行教育,或者向其他国家推行本国的文化;一个人的言语还可以表露一个人的品质。他们提出了"慎言"和"三不朽"的传播思想,认为只要在德行、事功、言语之任何一方面有所建树,都可以使自己虽死犹生,虽久不废,达到不朽。而言语又是反映德行的重要途径,是建立事功的重要工具和能力。关于舆论,栾武子提出的"善钧为众",邵公提出的一套理想化的传播秩序和传播体系,都是值得注意的传播思想。非语言传播也受到人们的注意,有人还形成了一套理论,如单襄公认为把一个人的"步言视听"结合起来考查,就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此外,前诸子时代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受众问题,如"直不辅曲,明不规闇"的思想等等。

前诸子时期哲学概念在音乐教育研究中的体现与运用——以“阴阳”平衡为例

基于中国传统的阴阳概念,音乐教育研究能够体现七类阴与阳的要素:能量转换、渐变性、非评判性、情境性、互补性、共生性和进步性。阴阳能为全球音乐教育者和研究者呈现平衡的研究思想,并为音乐教育研究提供宏观指引。在阴阳的概念中,音乐教育没有绝对的量化或质性研究,所有实证研究都是“质中有量,量中有质”。以阴阳概念指引的思想能够完整体现音乐教育研究的全景。此外,音乐教育研究者应该具备整体的阴阳视角,这包括对学术追求、研究设计、数据类型、研究者-参与者角色、分析方法和结果阐释的把握和理解。

前诸子时代的南北思想文化交流

诸子时期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前诸子时期思想文化的积淀。前诸子时期的人才外用、诸侯争霸、兼并战争及其诸侯国内战乱导致的一系列出奔避乱事件所引起的人才外流,反映出前诸子时代南北思想文化的交流情况。

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探析

"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前诸子时期观念理性化进程的知识线索——以“天”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在前诸子时期观念理性化的进程中,知识这条线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一直以来,这条线索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或展开思考。全文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观念初始:神人沟通的世界;二、知识的积累;三、理性的生长;四、从宗教天人观到自然天人观;五、从宗教天命观到自然天道观;六、从自然天道观到普遍的法则观念;七、无神观念与理性精神。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一线索的梳理,呈现出知识与理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看出知识发展对于理性生长与确立的重要意义。这一线索虽是观念理性化进程的中国样本,但它属于整个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为诸子哲学的出场做好了铺垫。

太史伯阳学术思想试探

太史伯阳是中国前诸子时代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强调德治,发展了西周初年的民本主义思想。他还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对于国家政治兴衰过程中的作用,是中国历史上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解析历代王朝治乱兴衰原因的第一人。在哲学思想方面,太史伯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对于阴、阳两极的基本属性及相互关系做了论述,并且利用阴阳学说解释了世界;二是提出了世界的基本特征是"和",并对"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做了详细的论证。他的政治思想中有相当浓厚的"天命"色彩,他的哲学思想也显露出天人相应的倾向,这些都是时代赋予一个思想家的深刻烙印。

《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之辨

儒家君子小人之分有两种意义,一以德言,一以位言。《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传统多从德的角度做出解释,但现代学者从词源学或思想史的一般叙述出发,往往认为其是纯粹以位而言。然而,若完全不顾德的因素,只就地位而言,很多卦爻辞尤其是涉及“小人”的例子,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其实,《周易》中的君子小人,既有以位而言的情况,也有以德而言的例子。在“德”的问题上,《周易》对有位贵族提出严格的要求,而对无位庶民则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先秦儒家之道德思想兼顾理想与现实、精英与庶民的特征,便可在《周易》中找到其源头。同时,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观与殷周之际兴起的“德”的观念密切相关。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德更多的是关涉政治或行为,而与后世从个体心性角度来说的“德”有很大的不同。《周易》卦爻辞君子小人之辨的探讨,有助于澄清现代学者关于早期思想的误解,并揭示轴心时代儒家道德思想对早期经典的继承与突破。

《老子》“自”类语词哲学范畴释要

中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语词作为观念节点,从而推进论说,展开思辨。“自”类语词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前诸子时期已经出现了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而从《老子》开始,“自”类语词进入了哲学范畴。就《老子》“自”类语词哲学范畴而言,其基本情况是“自”类语词指向了不同的对象,根据对象、合理性可以作出相应的划分,某些“自”类语词体现出一定的模式化与“+者”现象。在更深的层面,“自”类语词可分为“自”之“不自”“自化”“自然”这三个主要范畴,并具有四层逻辑结构,蕴含着深刻的“自—他”关系。“自”类语词所呈现出的观念、思想浸透着《老子》对整个世界的关注、思考、追问。

古代传播思想与当代广告设计研究

纵观中国五千多年的辉煌历史,我们的社会体制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先后经历了前诸子时代宗教传播思想、孔子思想传播、"废弃论"老子思想传播等。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来分析研究各个时期不同的古代思想传播,通过去粗取精的方式将这些传播思想和当代"微传播"以及当代广告设计思想进行有效结合,力图展现全新的广告设计传播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