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的理论范式及其“中国化”: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述评框架

关于"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西方学界首开其端,形成若干种流派。进入中国以后,与本土问题相结合,表现更加多样。本文根据语义分析学中"同一‘能指’背后的‘所指转换’无限可能,以及在‘能指冲突’中理解‘所指’"的方法,一方面将各流派对前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理解作为一个维度,形成"共同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之事实差异;另一方面,将各流派对自由的态度作为一个维度,形成"对自由的认同"与"对反自由的认同"之价值差异。两维交叉,构成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述评框架,从中或许可以窥见各派之间的共同点与分歧所在。

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范式之转换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复兴30年来,相继出现了＂现代化＂、＂本土现代性＂、＂社会与国家＂、＂社会治理＂等四类影响较大的研究范式,推动着学科不断走向新的广度、高度与深度。但作为以研究本土经验为主旨的学科,尚缺乏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的重大理论成果,对于西方经验与理论已无力解释的＂中国道路＂这一世界理论难题,也还没有提出得到广泛认可的本土解释理论。展望未来,从＂社会治理＂着眼,在全球化视野下,向社会建设与发展维度方向拓展,可能会推动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治理与发展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为当今中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良治社会与善治社会,提出有益的历史启示和理论阐释。由此可能会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引领学科在理论创新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

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史的重建工作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史理论研究却显得清冷寥落",这"最终要从根本上拖累和制约整个社会史的发展进程"。实际上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缺乏社会史理论方面,而且在于那些专题研究一缺历史哲学层面上的宏观观照,二缺具体的概括性模式,于是许多研究极类似于换了新题目的"传统"史学(当然也有例外,如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与乔志强教授等合撰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便都试图在结构和理论框架上进行突破,前者应属较规范的社会史专著)。历史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对于社会史研究是否有意义?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赞同霍布斯鲍姆的观点,社会史不应只是生活方式史(即旧的、狭义的社会史),而应是全社会的历史("History ofSociety");按我的看法,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不仅家庭、婚姻、妇女这些东西可成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皇帝。

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近二十多年来，区域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科各主要分支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新取向。受其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基本实现了研究范式转型，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然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出现的“碎化”现象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所谓“碎化”，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研究主题的“碎化”，即许多研究仅满足于题目的新鲜而忽视对社会史理论的体会与领悟，以致陷于具体问题的琐碎考证和欣赏性描述；其二是研究区域的“碎化”，即将区域史研究完全等同于地方史或地方志研究，淡化了整体史研究这一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坚持的主旨。如何避免“碎化”现象回归整体史研究的正途，关键是要在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在具体的研究中加强整体史观念、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的创新。

关于经济信息学学科范式的几点思考——前科学与常规科学间的经济信息学

文章根据科学学理论对经济信息学进行思考与探索,认为经济信息学目前还缺乏统一的学科范式,尚处于前科学向常规科学发展的中间阶段,经济信息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应加强理论研究,将研究重点转向建立统一的学科范式,并在学科范式的支配和指导下规范经济信息学的研究。

关于《经济—社会史评论》的几点感想

看到《经济—社会史评论》创刊号，十分高兴。我想谈几点感想。第一，我们很需要这种专业性较高的历史刊物。我们已有《历史研究》这种综合性的刊物，古今中外历史的各个方向的文章都登；《世界历史》也是综合性的刊物，从古至今各个方向(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文章都登。我们还有断代史方向的刊物，例如《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等等。专门登载某一类历史问题的刊物比较少，只有《史学理论研究》一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