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文学史的国际政治学:《剑桥俄罗斯文学史》的话语性和学术性

苏联解体以及之后的进程表明,苏联体制内学者编纂的汗牛充栋的俄罗斯文学史,和这个国家一样是失败的,相反,“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编纂的同类成果,则仍有学术生命力,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莫泽主编的《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影响力尤甚。这部文学史,率先确立在帝国进程中认识俄罗斯文学的文学史观,搭建正视俄罗斯文学是在欧洲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学史框架,运用在俄国文化变迁历程中认识俄罗斯文学的方法。这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冷战”时代西方政治正确话语的文学史,是大多局限于用官方意识形态指导文学史编纂的苏联体制内学者所不能及的。

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

本文对这部具有集欧美汉学之大成意义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从学术理念、写作风格到处理具体文学问题的特点和得失做出来自中国学者的评价,既肯定了其学术理念的启发性、部分章节的创新意义,也从文学通史的角度对其叙述方法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最后对一些细节提出若干商榷意见。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摘误

海外汉学家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不仅在印刷和校对方面有明显错误,而且在史料和学术判断方面有诸多失误或不甚严谨处。对此,笔者按页码顺序进行了摘误,且加以适当的考辨和说明,以期有益于读者,并有助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修订完善。

《剑桥中国文学史》探究与思考——宇文所安教授访谈(英文)

笔者围绕《剑桥中国文学史》与宇文所安教授进行交流,主要探讨了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起源、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和模式、文学史学与学术史的关系以及文学史学的新趋势,并就宇文所安提出的"文化唐"和"话语群体"的概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解析。

他者视野下的两部域外中国文学史书写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比研究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是欧美学界对中国文学史进行域外书写的代表之作,它们尝试以他者视野打破中国学者固有的文学史观.本文从编者学养、读者受众、文化视野、历史细节、解构精神、多元聚焦等方面,考察二史的中国文学史观,分析其所呈现的欧美学术思维传统,考察后者对前者在文化史方法、风格性统一、学术性规范上的纠正提升,这有助于今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再超越.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海外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影响——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

《剑桥中国文学史》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史显著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叙述体例的革新、经典的解构和重构、对物质文化的重视以及语言风格四个层面。《剑桥中国文学史》是西方“文学文化史”观及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在文学史编撰中的有效实践。“文学文化史”观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即是对西方文学史观的呼应。中国本土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开始从“文学文化史”的视角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进行改革、创新、解构和重构。

《剑桥中国文学史》三个“追求”——以“元明清”文学史撰写为中心

自2010年出版以来,孙康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一直作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述的最新成果受到关注。2013年其中文版面世,则意味着借助这一载体开启了更具深度的中西汉学世界的当代学术对话。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中西方对中国文学史的不同书写——以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和宇文所安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

通过对比《剑桥中国文学史》和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则会发现，中西方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存在很大不同，主要包括文学史在文学阶段的划分、阐述方式、对典籍的介绍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还有不同于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错误性的结论。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

在21世纪初“重写中国文学史”的风潮下,欧美汉学界推出了两部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即200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7年,西方汉学界又推出一部千余页的大体量中国文学史著作,即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此著可视为这一风潮下的又一次尝试。该书的中文版于2022年推出。

收编文类:中国文学史编写的体例问题——从《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编写经历了由文体导向,转为时代为轴。"文章流别"传统在近代以来"一代有一代文学"的观念下隐匿不现,文体类别被收编在时代为主的文学史中。民国时形成的文学史编写体例在建国后又得到确认和固化,直到《剑桥文学史》出现,又重新引发对文学史体例的新一轮思考。

怀疑与重建:柯马丁楚辞研究述评——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汉学家柯马丁负责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楚辞》篇章。他的书写关注文本本身,不仅契合普通英语读者阅读习惯,而且对《楚辞》形成的文化背景以及后世建构等进行了呈现。在继承汉学家一贯的怀疑态度之上,他以出土文物为依归,并从文学文化史、文化记忆角度重新审视《楚辞》。他对文本本身、后世建构的思考以及回到“早期文本”的努力,与国内研究范式相异,其中自有不当之处,但也有助于从方法论层面探讨早期文本与作者、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信”与“疑”的问题。

对文学史书写的思考——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

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文学文化史"的理念指导下,采用突破文类和朝代分期的编写体例,内容上强调文学史的不确定性,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但该著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文学史的书写应该回归"文学本位";编年叙述也要注意兼顾作家和文体叙述;分期模式应尽量呈现较为清晰的文学发展线索;谨慎对待史料的选择、取舍和辩证以还原相对真实的文学史;"去经典化"策略的运用及编者个人色彩的融入应注意叙述的公正性、治学的严谨性。

国内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评价综述

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采用"文学文化史"的编写理念,其创新性和启迪性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但对这一理念在该著中的具体呈现,学者们却指出了不少问题,包括编写体例、内容和语言表述三个层面。这些问题提示了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文学史书写问题。

论《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我国文学经典的解构——以“四大名著”为例

在异域学术语境和理论视野的影响下,《剑桥中国文学史》以还原文学经典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语境,揭示经典文本的不确定性,重置文学经典的评定标准等手段,对我国学界公认的文学经典进行了审视和解构。这种"去经典化"的做法有助于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但也存在着空疏臆断、过于偏激等弊端。

探究“威尔士性”——《剑桥威尔士文学史》评介

201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威尔士文学史》,首次系统全面地对威尔士文学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不仅填补了威尔士文学研究资料缺失的空白,而且为威尔士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支撑。它跨越千年、内容翔实、波澜壮阔,不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史研究巨著,还堪称威尔士重要的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与学术史研究大作。本书打破一般文学史作品中正典文学的传统经验,不拘一格,聚焦宏大主题“威尔士性”,成为威尔士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

变异与变通:《剑桥中国文学史》关于明代台阁体的书写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北美汉学家全面把握中国文学史的代表之作,代表了当代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北美汉学家深受西方学术传统和本国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以明代前期台阁体为研究对象时,在文本选择的眼光、思维系统、方法向度、学术体系、文学史观等诸多层面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研究范式。考察《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台阁体部分的叙史方式、研究特色及创见之处,反思与纠偏其在学理上的缺失与不足,有助于国内学界对“重写文学史”探索新的可能路径,促进全球学术对话。

被揭示的与被遮蔽的——读《剑桥中国文学史》

自民国初年始,已有近千部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尽管水平高低与编写体例并不完全相同,但给人的感觉是重复者居多。打开这些文学史的目录,从章节设计到时段划分,甚至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皆大同小异。尽管目前还有不少人对于编写文学史兴趣不减,但真正能够跳出窠臼而自出新意者实为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