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型领导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影响: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一个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考察剥削型领导影响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传导机制。依据364名研发人员及其团队领导的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剥削型领导负向影响研发人员创新行为;剥削型领导通过团队任务冲突感知和工作旺盛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组织认同感通过缓和剥削型领导对团队任务冲突感知的正向影响进而对链式中介路径发挥调节作用。

剥削型领导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双刃”效应:一项经验取样的日志研究

作为典型的负面领导风格,剥削型领导对员工的消极影响已引起学界重视,但既有研究难以对实践中剥削型领导下的员工创新现象进行合理解释。本研究认为,剥削型领导的效应具有两面性,基于自我损耗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从正反两条路径提出剥削型领导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依据日记研究和体验抽样方法,对江苏省某地级市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进行连续10个工作日的调查,运用Mplus的“TWOLEVEL RANDOM”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剥削型领导对研发人员的情绪耗竭与自我效能感均具有显著影响,继而作用于创新行为;组织支持感显著调节剥削型领导对情绪耗竭与自我效能感的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剥削型领导影响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过程。

剥削型领导对技术创新网络越轨创新的影响: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为了破解技术创新网络的越轨创新机制,分析了剥削型领导对越轨创新的影响,探究战略背离的中介作用以及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结合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样本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剥削型领导、战略背离与惯例更新的多维匹配是实现技术创新网络组织越轨创新的支撑条件。作为极端自私、高度利己的破坏性领导行为,剥削型领导对技术创新网络组织越轨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作为偏离既有标准或惯例寻求竞争优势的战略行为,战略背离在剥削型领导与越轨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惯例更新在剥削型领导与战略背离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而在战略背离与越轨创新之间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是提升了战略背离的中介作用效能,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对于丰富创新网络生态系统下破坏性领导行为、提升网络组织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剥削型领导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现实中领导剥削行为并不少见,但这种下属指向且敌意较弱的消极领导行为究竟如何影响下属尚不明确。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了剥削型领导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剥削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非伦理行为,消极情绪和心理特权分别具有中介作用,并且消极情绪-心理特权还呈现出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性负向调节剥削型领导对非伦理行为的影响过程,即个体传统性越高,剥削型领导对消极情绪的正向影响越弱,消极情绪与心理特权在剥削型领导与非伦理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越弱。在社会交换理论框架下挖掘了剥削型领导影响非伦理行为的“热”反应链式机制和文化价值观边界,不仅丰富了剥削型领导理论体系,对指导组织如何治理剥削型领导也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剥削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组织公平理论,探讨了剥削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380份有效问卷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剥削型领导对员工利于他人的公民行为和利于组织的公民行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组织公平在上述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组织认识到剥削型领导的负面影响,对组织的正常运作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剥削型领导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研究

剥削型领导作为一种典型的负面领导行为方式,存在于各类组织中。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以情绪耗竭为中介变量,探讨了剥削型领导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收集的420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研究发现:剥削型领导对员工的人际偏差行为和组织偏差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情绪耗竭在剥削型领导与员工的人际偏差行为和组织偏差行为的关系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认识到剥削型领导行为方式的弊端,对员工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自然的产业结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的政策歧视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剥削性"。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不断弱化,而"保护性"的功能则不断增强。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讲,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标不应是以激进的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甚至消灭农村,而应是进一步削弱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强化其对农民的保护功能。

剥削型领导对员工强制性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印象管理理论,通过对相关企业员工的纵向追踪问卷调研,探讨了剥削型领导对员工强制性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剥削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强制性公民行为,表层扮演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宜人性正向调节剥削型领导与表层扮演的关系,剥削型领导通过表层扮演正向影响强制性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在高宜人性条件下更强烈;权力距离导向负向调节剥削型领导与表层扮演的关系,剥削型领导通过表层扮演正向影响强制性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在低权力距离导向条件下更强烈。

吐槽与跳槽:剥削型领导对员工抱怨行为和离职意愿的影响

领导剥削现象在职场中由来已久,但关于剥削型领导的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研究探讨了剥削型领导对员工抱怨行为和离职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剥削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的抱怨行为和离职意愿,消极情绪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相对于高传统性个体,低传统性个体受剥削型领导影响产生的消极情绪更多,由此导致的抱怨行为和离职意愿也更强烈。

剥削型领导: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与回顾,本文首先对剥削型领导的起源、特征和测量进行了介绍,然后系统地梳理了剥削型领导的前因变量、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对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述评,构建了剥削型领导研究的综合分析框架并且指明了未来研究的具体方向。研究发现,已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剥削型领导对员工个体层面的影响,缺乏对团队、组织及多交互主体层面的影响效果探讨,对前因变量的研究也比较匮乏,测量工具的开发比较单一,缺乏对剥削型领导效能的跨文化比较。因此,本文从本土化测量工具的开发、前因变量及其影响机制的完善、团队和组织层面影响效果的扩展、剥削型领导效能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等方面,对剥削型领导的研究未来进行了展望。

剥削型领导研究述评

剥削型领导是指领导采取欺压下属的方式来谋取个人私利的过程,其以领导自利为典型特征,已成为负面领导力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目前,剥削型领导的主题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与该主题相关的系统述评尤为缺乏。基于此,本研究阐述了剥削型领导的概念内涵及测量,从暗黑人格以及绩效压力等方面梳理了剥削型领导的影响因素,从员工的近端结果(如情绪、认知等)及远端结果(如工作态度、工作行为等)方面概括了其作用效果,从资源保存理论、自我损耗理论及情感事件理论等主要理论视角归纳了其发挥作用的影响机制,并从情境因素(如宽恕氛围等)与个体因素(如宜人性等)两方面论述了其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未来研究可从关注剥削型领导的本土化内涵与测量、探索前因变量、拓展研究层次以及考察其对领导自身的影响等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剥削型领导与员工关于领导的负面八卦行为:情绪认知评价视角

剥削型领导在组织中普遍存在,并且会对员工产生深刻影响。然而,这种领导方式是否以及何时会引发员工做出针对领导的行为反应还未得到足够重视,而员工的回应方式会影响领导后续的行为选择,意义重大。因此,本文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探讨员工对剥削型领导本人的行为反应及其作用机制。通过在专业数据平台Credamo上分三阶段收集到438份有效数据,检验结果显示:剥削型领导会引发员工职场焦虑,进而导致关于领导的负面八卦行为。当员工道德认同较低时,剥削型领导通过职场焦虑正向影响员工关于领导的负面八卦行为;当员工道德认同较高时,上述效应不显著。本文拓展了剥削型领导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影响作用,丰富了负面八卦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

我国剥削性滥用行为违法性判定基准审视——以非价格型剥削性滥用为视角

从2010年底的“3Q”战,到2019岁末的“京东与淘宝”之战,互联网经济在我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似乎被施以了“二选一”的魔咒。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始终困扰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互联网市场的治理。虽然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为规制以非价格手段侵害用户(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实践中尚未形成对此类行为违法性判断的一般性基准。故可考虑借鉴域外经验,在阐释一般性的违法性判断基准的同时,细化“显著性”和“不当性”的内容。比如,对“显著性”的判断要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行为发生的时间、次数与持续期间,被侵害消费者的范围,相似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交易条件变更前后市场支配经营者的成本变动程度,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差异,等等。对“不当性”存在与否的判断,应当具体考虑行为的目的是否在于追求过度的垄断利润,行为的性质,行为的持续期间,市场结构和特征等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个案分析,提高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重症剥削性皮炎型药疹的护理体会

近年来,我站对收治的剥削性皮炎型药疹患者,在护理方面有以下体会:

超高定价行为适用反垄断法的必要限制条件研究

美欧反垄断法对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超高定价行为的态度截然不同。我国反垄断法采取欧盟模式,对超高定价行为进行调整是必要的。但由于价格的敏感性、超高定价行为的剥削型滥用性质、excessive评估困难,执法成本高,执法机构在适用超高定价条款时应该持审慎态度,且应满足必要的情境限制条件,即只有当相关市场存在高度且非暂时的障碍、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缺乏行业监管或者行业监管不足、经营者提供的产品为公众所不可或缺时,才适用反垄断法中的超高定价条款。

试论反垄断规制不公平定价的认定方法

关于是否应对不公平定价进行反垄断规制存在两种决然不同的观点:即"规制论"、"例外论"。我国与大多数国家一样赞成"规制论",认为不公平定价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剥削型滥用,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但目前我国对认定不公平定价方法的相关规定过于原则,还需进一步细化、清晰。由此,本文主要分析了四种认定方法,以便完善反垄断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