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历史转折——关于1980年剧本创作座谈会的考察

第四次文代会肯定了“回归十七年”和“文艺民主”的原则,但是在文艺批评实际中,如何扭转长期以来“左”的文艺批评的惯性,确立文艺批评的尺度与原则并实际贯彻文艺民主,仍是新时期之初主流文艺界需要解决的问题。1980年初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体现出高层领导者调整文艺批评方式的努力和决心,在文艺批评领域起到了进一步推动机制转轨、落实文艺民主的作用。但在实际上,文艺思想解放仍然任重而道远。

乍暖还寒犹未定:1980年“剧本创作座谈会”之观察

本文以1980年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为研究文本,细述了会议的起因、经过及影响。本次座谈会首次以官方形式对新时期电影的"禁区"及剧本创作的重大问题发起研讨,其"百家争鸣"的讨论氛围受到推崇;同时,它对相关作品的裁夺也引发了巨大争议,甚至一度导致文艺界的轻微失控。这次会议不但决定了一部分电影的命运,也基本改变了新时期电影反思和干预生活的迅猛势头;客观上决定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电影逐渐疏离现实主义,走向艺术形式探索或商业化道路的发展路径,其影响甚至波及今天。

时代的“惊险剧”——《假如我是真的》的创作与争鸣

1979年9月,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上海引发轰动,三个月内售票演出四十九场,发售和散发剧本一万余册(1)。热潮随后扩展全国,各地剧团自行翻印剧本,公开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改变原有教学计划,突击排演"(2)。由于该剧尖锐揭露社会问题,本埠有关方面召开会议,令其1979年11月停演。1980年初,北京举行全国剧本座谈会,讨论《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飞天》《女贼》等剧本,会场论争激烈。

重温1980年围绕《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论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惹起激烈争论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多年来消失在当代文学史的主流论述中。本文重返"改革"起源阶段的历史现场,分析剧本创作座谈会、《时代的报告》、《文艺报》三方基于不同的思想立场对于《在社会的档案里》的阐释与论争,并结合对于作者王靖本人身世的考证、思想脉络的辨析与周边文本的细读,讨论作为《在社会的档案里》思想核心的"格瓦拉主义"与"新时期"的复杂关联,并以此反思如何超越当下"新左派/自由主义"的思想分野,回到纷争背后贯穿于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问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