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农民土地财产的剩余权与退出权研究

研究目的:建立农民土地权利的财产与自由概念框架,可以为理解地权转股权的过程及其内含合作组织替代农户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创新提供新政治经济学逻辑基础。研究方法:制度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民的剩余权以及退出自由的大小,取决于他与国家、集体的谈判能力以及他们之间达成契约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必须获得农民的系统支持,既为他们提供保底分红的剩余权保障又提供具有安全阀门功能的退出自由,土地股份合作社才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今后土地股份合作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剩余权与退出权保障机制的政策供给。

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权研究

企业中的各种人力资本都有权参与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分享,依据是他们各自在企业生命周期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剩余权配置的重点应该和该阶段核心人力资本的作用相匹配,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分享的企业剩余权应该不同,同一人力资本在不同阶段分享的企业剩余权也应该不同。

剩余权扩散假说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内外的学者对剩余权的归属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说:股东至上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剩余权扩散假说,是指剩余权利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从出资人手中逐渐转移到了经营者手中,并有可能继续向“新的更重要的要素”的转移。剩余权扩散使得剩余权利在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了重新的配置,也是剩余权不断被再分配的过程,并且决定了组成企业的各要素对剩余控制与拥有的权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将剩余权利配置给重要的要素所有者,应该是有效率的。

企业剩余权分配问题解析

伯利和米恩斯的研究掀开了经济学家对企业剩余权问题研究的序幕,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发展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做到了尽善尽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本文主要通过对自伯利和米恩斯以来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与归纳,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些文献至少有两个问题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一个是企业所有权问题,一个是企业剩余分配的基本原则,这两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剩余权配置问题

剩余权如何配置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最有效率的剩余权配置方式是随着企业的成长而动态变化的 ,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最优剩余权配置方式。这种变化是企业中人力资本不断分离、并向更高层次演进的结果。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现代剩余权冲突与经济法调整的价值分析

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市场竞争中的主要矛盾已由所有权冲突上升为剩余权冲突,法律调整机制也相应地发生演变,传统公法与私法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经济法调整增量利益关系。因而经济法是缓和现代社会剩余权冲突的主导法律,这是经济法的价值内核。

职业体育俱乐部剩余权利的归属

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基本性质是企业法人。俱乐部剩余权利包括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两项内容。除运动员不能取得剩余控制权外,其他各生产要素提供者均有可能对俱乐部拥有一定内容的剩余权利。职业体育实践中存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要素提供者,导致俱乐部剩余权利结构偏离一般企业形态,应加以引导和规制。明确俱乐部剩余权利人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利于推进和完善我国多元化职业体育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

利益相关者合作分享企业剩余权的逻辑

建立了企业学习进化模型,模型分析认为:企业治理模式、组织结构等的选择是企业进化的结果,企业应该实时搜索企业生态环境中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并根据关键要素的改变对企业的治理模式以及组织结构等进行修正。实证分析证实,企业学习进化模型是分析利益相关者合作分享企业剩余权的一个合理逻辑,它避免了正统企业理论分析的局限性,也为企业修正治理模式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工作方向。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剩余权错配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可归因于对国有企业剩余权配置的不断调整。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一股独大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样与企业剩余权配置有关,可以看作是国有企业剩余权错配造成的。其有效解决办法在于对国有企业剩余权错配进行纠正,以优化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剩余权最优配置探寻与国有企业改革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将无法完全的部分称之为剩余,而与剩余有关的一些权力,称之为剩余权。假定剩余权分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是针对不确定性产生的利润而言的,而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的一些生死攸关的决策,并将这两种权力统称为剩余权。既然剩余权力面临着配置问题,那么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最优。我们通过对一元产权企业、二元产权结构企业与多元产权结构企业的分析得出企业剩余权的配置可能存在最优解,即当所有要素对应的剩余权力变化至要素的剩余权边际贡献相等时,企业的剩余权配置达到最优,而要素剩余权力边际贡献的改变则要依赖于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形成了由要素相对重要性为起点的均衡剩余权配置的关系,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国有企业改革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知识型企业人力资本主导企业剩余权的依据

知识经济的到来改变了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知识型企业的经济特征显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的主导者,人力资本的独特性决定他们是企业价值的真正创造者,知识型企业中人力资本应该主导企业剩余权的分享。

不同类型企业成长过程中剩余权配置的比较

剩余权如何有效配置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剩余权配置进行分析比较后得到这样的结论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最有效率的剩余权配置方式是随着其成长而动态变化的 ,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最优剩余权配置方式 ;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说 ,即使它们处在相同的成长阶段 ,其最优剩余权配置方式也有差异。

论基层法官剩余权的保留——由“黄陵模式”引起的思考

"黄陵模式"打破了原来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等庭室分立的建制,以法官室取代庭室的分立与分割,对案件实行流程管理和一揽子处理,是对我国长期形成的审判机制的改革。这个改革引申出了诸多深层次法治理念乃至于法律制度的问题。文章由"黄陵模式"引发了对基层法官在实现法治和谐中权力的思考,提出了基层法官剩余权的概念以及应当保留基层法官剩余权的命题,从基层法官剩余权的涵义、基层法官剩余权尚未保留、基层法官剩余权保留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黄陵模式"及其主审法官制的时代合理性。

剩余价值法权化及其当代价值——兼谈《资本论》蕴含的“剩余权绝对”原则

自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以来,人类社会在剩余价值法权化方面尚无实质性进展。当代推进剩余价值法权化仍然要“回到马克思”,即聚焦所有权绝对原则掩盖下的“剩余权绝对”原则,揭示其引发的剩余权冲突,观照资本主义法制干预之局限,探寻剩余价值法权化之法理进路。传统物权只承认人对其外部物的物权,这是“剩余权绝对”逻辑下资本主义物权理论建构的必然结果。劳动能力权(或劳动力权)理论以剩余价值论为依据,实现了从“主体”考察法权关系的本质回归,主张承认劳动力出卖者对其劳动能力之物权。与劳动权性质不同,劳动能力权是一项经济发展权。加强劳动能力权保护对于推进新时代话语体系建设,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有重大意义。

不完全契约下土地剩余权博弈与配置机制研究--以广州YH地块城市更新土地整备为例

城市更新是多方建立契约关系的过程,本质是政府与原土地权属人和社会资本方建立的一种不完全契约关系,而政策规范的滞后则导致新的不完全契约关系的出现。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文章以广州YH地块为例,分析城市更新过程中地块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冲突,并探讨土地整备剩余权的动态配置机制,结果发现,城市更新不确定领域中各方趋利避责,加大了交易成本;城市化带来的隐性增值往往会打破静态契约;政府作为隐性角色介入,基于理性工具、土地整备共同规划、协商谈判,重构契约内外剩余权。

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

基于项目剩余权的动态网络组织构想——精益建造组织探讨

精益建造是源于精益生产而用于建筑生产的流程再造技术,其实施背后隐含了以人为本和复杂环境里主动应变的深层次组织变革理念。基于项目剩余权利的动态网络组织是一种适应精益建造执行要求的新型组织构想,项目剩余权共享是一种基于工程项目生产特征的激励机制,为激发员工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创新提供组织变革动力;动态网络组织是一种以人为本、知识共享、整体协作的流程再造组织,是应对复杂环境主动应变的灵敏柔性学习型组织形式,具体的精益建造组织实现最终要通过观念重建、流程识别、组织设计和实施反馈等流程操作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