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剩余立法权的界限——以成品油消费课税规则的演进为样本

我国成品油消费课税规则的演进主要依循征税范围扩大、单位税额提高、免税项目立废和征税环节调整等思路:最初决定开征消费税的法律文本是国务院制定的《消费税暂行条例》,而变更成品油消费课税规则的法律文本则主要是国务院及其财税主管部门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因国务院转授权或税法规范内在的不完备性而需要由财税执法机关行使的创制课税规则的权力可概称为税收剩余立法权,以解决因税收立法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和抽象性条款而造成的适用难题。财税执法机关行使税收剩余立法权应当以补充法律的不完备部分为限,承认财税执法机关享有这种立法权,主要是为了规范其行使而不仅仅是赋权。

基于职业健康和安全的立法权解构与规制竞合

职业健康安全管制的立法权分为归属立法机关的专属立法权与归属行政机关的剩余立法权两类,前者是对立法机关专属性、稳固性法律创制功能的发挥,而后者则是对管制机构专业性、灵活性行政功能的发挥。世界各个国家基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势的差异,不同程度地采取通过"授权"或"收权"的形式使两者之间部分地发生立法权限的转移和立法权之间的相互竞合。文章从立法权解构的角度分析了职业健康和安全的立法规制类型及规制权力的竞合关系,并以此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职业健康和安全立法规制的机制缺陷与规制效率等问题。文章结论认为要解决立法规制的效率问题,必须对我国职业健康安全的立法权进行重新解构,并着重提升不同规制立法权之间的协作竞合效率。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指的是当法官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时,运用法律解释、类推等技术行使剩余立法权解决纠纷的活动。立法权可分为初始立法权和剩余立法权。由于人类理性的界限,法律注定是不完备的。因此,法院在实际中享有一定的剩余立法权。从技术上看,知识产权法中存在的开放性概念、兜底条款、模糊冲突的条款,以及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国际背景和法官处理案件的逻辑等,都决定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绝大多数法官判案时考虑的不是"劳动自然权利观"等普遍命题,而是解决纠纷。由于受限于诸多的外部和内部约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宁愿选择不自由裁量。尽管法律文本的开放性允许法官超越法律文本而自由裁量,但法官并不肆意而为,而是实际受限于立法者的各种意图。法官自由裁量的界限是,当他补充法律条文内涵时所依据的理论,必须源于知识产权法律文本的总体精神和司法政策,而不能在知识产权框架之外寻求渊源。

论区块链的金融监管价值——以金融科技创新为视角

依据法律不完备性理论,金融监管的价值是实现"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随着网络、信息、智能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金融科技创新在提高金融效率、金融交易量、服务质量和改善金融体验的同时使已成立的法律呈现出更为不完备性,也导致传统金融监管方式与手段难以对防范金融创新风险发挥有效作用,甚至失去了应有的实现"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的监管价值。为了进一步实现金融监管的价值,应以法律不完备性理论为基础对区块链技术实现金融监管的"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的价值进行系统研究。

不完备法律理论趋于完备的法经济学思考

不完备法律理论自许成钢和皮斯托创立以来,已被运用于一些领域的分析和治理中。然而,不完备法律理论似乎也是不完备的,它的经济解释还不够清晰明了并欠缺一个归纳性的理论总结,而这恰恰是本文的工作。本文通过对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导出处理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配置这类问题的普适性方法,从而使不完备法律理论趋向完备。

税收法定主义视角下税法行政解释研究

不完备立法的制度安排与现实困境赋予了行政机关进行税法行政解释的合理性。在税务机关长期的执法实践中,税法行政解释已在我国税法解释体系乃至税法规范体系中占据垄断地位,成为最直接、有效的税务执法依据。税法行政解释的膨胀虽然不符合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但我国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化追求并未摆脱对税法行政解释的路径依赖。税法行政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由于其形成过程不像税法正式法源那么程式化,故存在种种程序与实体、形式与内容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进路在于正确理解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要求,通过权力监督构建完善的税法行政解释约束机制,以保障其不逾越法律介入人民基本权利的边界,甚至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论商品和服务税制的繁简交替规律

在我国商品和服务税制的发展历程中,税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繁简交替现象,且主要体现为“渐进性发展下无意识的复杂化”和“重塑性发展下自觉的简化”。近年来,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税制结构的复杂化趋势及其弊端愈发明显。为了破除税制改革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和历史上周而复始的繁简循环,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为核心的税制建设方案殊值研究。作为我国探索税制发展新模式的主动尝试,该方案所建立的特别税制不仅会成为海南在未来的国际自贸港竞争中最为显著的制度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此种区域性税制另造的改革理念,我国未来将会同时运行具有不同发展目标与制度逻辑的普适性标准税制和自贸港特别税制,而由此所形成的“繁简并存”的制度格局无疑更为契合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发展的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