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余话》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剪灯余话》创作于明永乐十七年(1419),李祯在此书中塑造了大量鲜明的女性形象。面对婚姻爱情,她们表现得热情奔放、德才兼备、执着专一。本文通过探讨书中的女性形象,深入探究李祯的女性观及动因。

大报恩寺与李昌祺的佛教情结及其对《剪灯余话》的影响

李昌祺“董役长干寺”的特殊经历,凝结成为其内心隐秘的佛教情结。《剪灯余话》中不仅流露出强烈的崇佛思想,而且还抒发了人生的苦闷;寺庙叙事是《剪灯余话》鲜明的艺术特征。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剪灯余话》:“薇垣高议”——论李昌祺的庶吉士教育及其小说创作的风教意识

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之所以被其庶吉士同僚赞为"薇垣高议",与其所接受的庶吉士教育密切相关。在三年的庶吉士学习期间,李昌祺主要通过对载道古文的刻苦学习来培养自己的道统文学观。同时,秉持道统文学观的庶吉士馆师们的言传身教,也对李昌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昌祺的道统文学观赋予《剪灯余话》以明显的风教意识,为践行其文道观,李昌祺或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来构思情节,或有意识地运用含蓄深隐的"春秋笔法"来叙事写人。

《剪灯余话》张光启刊本再考

现有文献证明,张光启刊刻的《剪灯余话》并未收录《贾云华还魂记,》其篇目当为四卷二十一篇。除去张光启刻本之外,明初还流传着《剪灯余话》的抄本。而后代书商在张刻本的基础上,结合抄本内容,续增了李昌祺自序和《贾云华还魂记》。

李昌祺《剪灯余话》述论

李昌祺《剪灯余话》是明初重要的文言小说集,标志着明代文言小说的复兴。其中的作品或关注古今政事,或叙写爱情婚恋,或表现商人生活,或炫耀才华,多以元明之际的动乱为背景,大力揭露批判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这些作品想像奇特,情节曲折,叙事细腻,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运甓漫稿》反观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

对于《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学者们认为注重人伦节义的教化。但分析李的诗集《运甓漫稿》,与《剪灯余话》在创作意旨和情绪状态呈现较大反差,李昌祺的遭遇、个性及时代背景,导致他的小说在提倡节义教化背后,寄寓着讽时骂世之意。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剪灯余话》爱情悲剧成因探析

《剪灯余话》是明代初期李昌祺创作的一部文言小说集,作者在小说中赞颂了青年男女志趣相投、不重钱财门第的真挚爱情,但爱情故事结局却与《剪灯新话》相反,多以悲剧结局,这体现出作者独特的爱情观和伦理意识,而导致爱情悲剧的原因既有封建家长的破坏与阻碍,也有封建黑暗势力的迫害与干预,还有作明代政治文化的影响等原因。

宗教文化对《剪灯余话》的影响

宗教文化对《剪灯余话》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对艺术形式的影响具深层次趋势，宗教文化成为结构作品的框架、情节发展的动力；对思想内容的影响，表现出唱和儒家文化，成为伦理教化的辅助手段。宗教文化影响《剪灯余话》的根源在于作者的“循吏”情怀和文士趣味。

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集句诗与士人心态书写

明代李昌祺小说集《剪灯余话》共有集句诗46首,这在小说创作中极为罕见。小说中的集句诗主要为“集唐诗”,是明代士人“宗唐”诗歌观念在小说中的反映,整体上具有细腻深情、偏于婉约的特点,其主要作用是塑造博学多才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折射出明代士人的炫才意识。小说中的诗文包括集句诗有利于增强文采,提高小说雅趣,但“连篇累牍”也致喧宾夺主,可能拖累情节发展、削弱小说本身的艺术魅力。

《剪灯余话》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考辨

1990年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在<古本小说丛刊>(下简称"丛刊")和<古本小说集成>(下简称"集成")中,将<剪灯余话>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天理图书馆藏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剪灯余话>最早的刻本,因此,备受学界关注.笔者拟对此加以辨正,以求正于方家.

《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的精神向度比较

《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的主题话语和精神向度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新话》所写多为近事,表达的是乱世之中的悲苦之音;《余话》所写多为旧闻,主要抒发思古之幽情。《新话》中有不少描写"风情"的的作品,带有反礼教的倾向;而《余话》则重"风教",以"敦尚人伦节义"为主要精神取向。就二书的主体意识而言,瞿佑的"哀穷悼屈"具有个体性和颠覆性;李昌祺的"愤懑"更带有群体性、社会性和建设性的特征。这种差异是由时代的变化和作者不同的身份和经历造成的。

《剪灯余话》之文本形态与明永宣间文学生态

李昌祺本人及《剪灯余话》"副文本"作者的特殊身份,使《余话》及其"副文本"成为反映明永宣间文学生态的典型标本。这些"副文本"乃江西翰林文人"交会于京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台阁文学高度繁荣的重要标志。需要辨明的是,李昌祺虽为台阁作家,但其《余话》并非台阁文学,而这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台阁文人的小说观,并预示了当时小说创作与传播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社会环境,亦表明台阁文人文学观的复杂性。《余话》浓郁的俚俗色彩,则显示了当时雅、俗文学交汇背景下传奇小说不可避免的俗化趋向。永宣诗坛及传奇小说创作领域的宗唐风尚,是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重要表征,这在《余话》及其"副文本"中也得到充分显现。

《剪灯余话》创作思想考论

《剪灯余话》是明代初期李昌祺继《剪灯新话》之后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传奇小说集,作者把自己的怀抱、才情和责任倾注于小说之中,因此表现出独特的创作思想,这既有豁怀抱宣郁闷的忧愤之心,又有力图超越《剪灯新话》的炫才之心,还有为弥补《剪灯新话》之不足而敦促人伦以广教化的良苦用心。

《剪灯余话》之文本形态与明永宣间文学生态

《剪灯余话》(下称《余话》)作者李昌祺为翰林院庶吉士及江西籍台阁作家,围绕这部小说集的诸多“副文本”,基本都出自李昌祺的翰林院同僚、同年、同乡之手。正是这些特殊性,使李昌祺的《余话》及其“副文本”成为考察永乐至宣德间文学生态的典型标本。

“剪灯三话”新议

一明代传奇小说最为世人所知者,是自成系统、又后先承袭的“剪灯三话”,即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以及邵景詹的《觅灯因话》。这个系统断续蔓延了二百余年.仿作者如《秉烛清淡》、《剪灯奇录》、《剪烛续录》之类也为数可观。而其始作俑者瞿佑生于元末、著书于明初,与蒲松龄由明人清相似,都是跨朝代人物。这当是一种深刻的启示。

《剪灯新话》在海外的流传及影响

《剪灯新话》在国内早已没有足本流传。明清流行的各种版本,篇数都已不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篇数完备的《新话》,是根据日本流传的活字本翻刻的。由此亦可见此书在日本的影响。 《剪灯新话》最早传入的国家是朝鲜。李朝初期的1465年,

《剪灯新话》与唐宋小说的师承关系及艺术特色

《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师承唐宋传奇,启通明清笔记。作品情节离奇,文采斐然。明清的戏曲、小说莫不受其影响。《新话》流传到日、韩、越等国,成为具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周楞伽曾两度校注《剪灯新话》出版。本文是他生前从主题思想、题材渊源、情节内容和艺术特色上,对《新话》的承绪发展所作的论述。

《剪灯新话》与明代传奇

《剪灯新话》是明初瞿佑在文网森严情况下创作的传奇小说集。其故事曲折,叙写闺情至奇艳,在当时风行一时;以后一二百年间,仿效者众,且传至亚洲汉文化圈,成为具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