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辛亥革命前夕狂飙突起的剪辫运动

清军入关后 ,清朝统治者强制推行剃发令 ,此后辫子成了满洲贵族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 2 0世纪初年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衰败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带动下 ,在军界、学界的积极推动下 ,一直贯穿清朝始终的剪辫与反剪辫之争 ,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群众性剪辫运动。

清末民初剪辫运动与近代观念的变迁

清末民初,剪辫运动风行全国,从表面上看,这场旷日持久的剪辫运动是近代中国风俗改良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发辫在有清一代的特殊功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剪辫运动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进步过程,也反映了国民心理的近代转变。

剪辫放足与其对中国迈向近代的历史意义

结辫裹足与封建专治有密切联系。近代社会以来，戊戌变法志士们对剪辫放足具首倡之功；辛亥革命对剪辫放足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剪辫放足的艰难实现，体现出剪辫放足对中国人冲破封建束缚。

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剪辫与留辫是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剪辫问题的探讨过于政治化且理想化,几将光复后的剪辫与民众的政治诉求相等同。且通过辛亥革命胜利推翻清廷统治这个既定事实与各地不同介绍积极剪辫的史料相集成得出全国民众剪辫踊跃的结论,显然有失史学研究的严谨性。然而通过考察浙江的留辫与剪辫问题可知,浙江光复时期民众的剪辫活动与政治联系不甚紧密,且民众大多对剪辫持观望与抵制的态度。浙江辛亥革命后的剪辫运动就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动中沉寂。

近代山东剪辫风潮述评

因山东人孙之獬首倡剃发 ,辫子成为清朝统治的标志[1 ] 。民国初年 ,山东剪发与反剪发的斗争特别惨烈 ,酿成了累累血案。由于诸多因素所致 ,近代山东剪辫运动进展非常缓慢而艰难 ,直到抗战前 ,辫子才基本绝迹。

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上)

清朝从一六四四年入关统治全国开始,曾强迫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放弃原来束发挽髻的服饰习惯,改从满族的风俗习惯,剃发留辫,引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中经三藩之乱.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凡是反清者都以蓄发和反对留辫作为标志.太平天国被称为 “长毛”和“发匪”,就是因为他们主张剪掉清朝的辫子.在当时这种行为还有某种'复古'的倾向,即恢复清朝入关以前明朝的习惯和制度.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输入,唤起了一部分有识之士的觉悟.他们认为要富强、要进步、要免于亡国灭种、任人宰割。

孙中山颁布“剪辫令”的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而作为清王朝统治标志之一的辫子的割除在新政权建立后就带有了某种观念革新的意义。1912年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道大总统令,命令的内容是要求"未去辫者,限二十日内一律剪除净尽"。这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剪辫"的做法,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通过探讨孙中山颁布"剪辫令"背后的思想根源,可以揭示出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误区和倾向。

平刚:贵州剪辫第一人

＂过去贵州在十八行省中,算是最偏远的,以情理推算,今天与他省相较,尚且落后,三十六前的情形,更无论矣。以情理推测,这里似不致发生革命,但是只要有有心人,一样会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来。＂（平刚1947年语）平刚先生作为贵州最早的＂有心人＂和革命先行者,对于贵州革命之贡献功不可没。

剪辫风潮与反清革命

在清朝发辫有着特定的含义,发辫是清朝统治的象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把剪辫与反清革命紧密相联,以辫喻清,自觉剪辫与强迫剪辫都是反清革命的要求,依法剪辫是建设新政权的需要,推动着剪辫的前进。然而,革命党人使剪辫风潮过于政治化,违反习俗变异的自身规律,不利于剪辫风潮的发展。

民初“剪辫热”述论

目前史学界,很少有人论及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方面所取得的历史功绩。本文拟通过论述民国初年出现的“剪辫热”,揭示辛亥革命对变革中国社会不良习俗所起的推动作用。(一) 汉族男子在清初的剃发留辫,与在清末民初的剪辫易服,均不是民族生活习俗自然发展演化的结果,而是由同时期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形势所造成的。自古以来,汉人就习惯于“束发于顶”,有所谓“结发夫妻”、“束发受书”之说。

辛亥革命期间的新国民形象论述——以“剪辫”的社会舆论为中心

辛亥革命期间,社会舆论对新国民形象充满希冀与构想。以辛亥革命期间社会关于"剪辫"的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概览这些表面上看是受欧风美雨浸润的趋新人士所发出的呼吁和主张,进而审视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之际,"身体"这个场域内所发生的权力运作与利益争夺。

晚清妖术恐慌及其社会应对——以1876年两江地区的剪辫摄魂妖术为视角

1876年,肇始于南京并由修造长干桥引发的"剪辫摄魂"妖术谣言逐渐蔓延至周边市镇,继而波及当时的两江地区,在社会上造成了群体性恐慌。事件之初,由于直省各级官员在应对民众的恐慌行为时表现出的玩忽态度以及对剪辫人身份在判断上的失误和措置失当,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加剧了民众与官府的隔阂,政府的公信力亦遭受民众的质疑。随着事态的发展,地方官员放任民众的无序行为,使社会愈加混乱。在缺少及时有效的官方消息和人云亦云的情况下,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局面。"长干桥事件"遂由起初的造桥剪辫的奇闻怪谈最终酿成这一时期一连串的地方动荡,并最终演化成了民教矛盾。因此,晚清地方政府在处理社会危机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足以使当今社会引为鉴戒。

辛亥前后苏沪剪辫风潮

1645年5月,清军南下攻占南京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用同化风俗的办法来彻底铲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消弭反清斗争,颁布了薙发令,即剃头令。规定＂京城内外限旬月,直隶各省地方,至部文到日亦限旬月,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1]满清的这种做法深深刺痛了汉民族的自尊心,

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下)

三、1911年辛革命与全国的剪辫运动剪辫的高潮,乃是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奏.1911年10月10日发生于武昌的辛亥革命,使剪辫成为全国人民一种实际行动.凡起义与革命者一律剪辫,剪辫与否成为赞成革命或反对革命的一种标志.一方面是人民自觉地剪辫,它表示人们遭受清王朝二百六十余年封建压迫的一种精神解脱;一方面是革命政府随即发布的剪辫命令,表示除旧布新,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共和国的新世界.因为辛亥革命是以博爱、平等、自由来标榜的.武昌新军于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月)晚九时发动起义,11日凌晨三。

《申报》(1906-1912)中剪辫易服的舆论选择

礼教是中国之本,因此冠服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外在形式,更是刻有礼教的烙印,体现着国家等级、特权和德行。清末资产阶级以此为契机,将剪辫易服当成推翻清廷统治、解放民众思想的一把利器,《申报》运用"新闻报道"、"海上闲谈"、"读者来信"等多种形式宣传剪辫易服,对社会中剪辫易服的舆论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现代传播理论表明,报刊媒介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还对于社会信息的纪录有相当大的选择性。本文从官方、商界、社会大众三个方面,分析了《申报》对于剪辫易服舆论的选择。

清朝留学生 剪辫等于偷了情

自从清入关起，一道剃发令改变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男性的传统发式，一夜之间改为剃发梳辫下垂的发工。直到清末，剪辫子才成了全国范围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革命运动，辫子被视为落后，愚昧的象征。

辛亥年的光头教员与剪辫运动

辛亥年暑假后,我由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在湖州)换到了省立第二中学(在嘉兴)。进的是三年级。二中的算学程度比三中高得多,教师又颇顶真,我不得不“迎头赶上去”。最初的一个多月,我几乎是“全身心浸在算学里”了,——一面要自己补习没有学过的,(那是因为换学校而得来的一段脱筍的空白)一面又要接受新教的,我简直除了算学以外不知有何物,或者说,不知“人间何世”罢?

《申报》所见民初“强迫剪辫”之情形

民国初年,在媒体的大力宣传下,"剪辫"因其所象征的种种进步含义,成为了新国民形象的外在表现和拥护革命与思想进步的标志。然而,由于不少保守民众仍旧抗拒剪辫,致使某些地区的革命政府和部分激进的革命党人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剪辫,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保守势力的反扑埋下了伏笔。有鉴于此,各地政府在强迫剪辫风潮发生之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限制和补救,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两次剪辫谣言的异同

清代谣言的存在和发展,曾对清代社会的稳定和清朝政权的巩固构成了严重威胁。笔者试图通过分析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和光绪二年(1876年)的剪辫恐慌,得出两次剪辫恐慌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发现因为清代社会信任上的严重缺位,所以产生剪辫谣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没有改变,导致同类型谣言持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