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药眠看橙色创造社的文学存在

由黄药眠的革命文学实践以及《黄花岗上》等诗作,可以分析出橙色创造社的存在。橙色创造社在革命文学的洪流中加入了红色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倡导与实践,同时也救正了红色创造社的一些疏漏与不足,并且以自身的贡献证明了革命文学运动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的内涵。对于创造社来说,橙色创造社还是连接红色创造社与蓝色创造社的重要纽带。即使是在左翼文学运动史上,橙色创造社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展示的价值也不容低估。橙色创造社开辟了以浪漫、唯美和象征色调表现革命情绪的文学路数,其实是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将革命情绪作个人化、艺术化和审美化处理的一种值得肯定的路数,当然其结果会导致红色革命情绪向橙色情绪淡化、漫漶。

主持人语 创造社研究的辑佚时代

在21世纪的今天,恰当地理解和叙述创造社仍是有待解决的话题。创造社研究领域虽然已经产生了许多厚重的成果,可是迄今为止学界就连创造社的成立日期这样的基本问题都还没能取得共识,遑论多如牛毛的边缘问题了。创造社研究只能说还是在路上,许多问题都有待阐释,已经阐释过了的问题则需要重新审视,最需要的则是新材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从进场到分化:场域理论视角下创造社的文学实践

对文学史的观察,视角的转换往往能够发现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层面,或是对早已引起重视的层面产生新的理解。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场域,包括创造社在内的诸多文学社团的实践活动,其本质就是对权力(或资本)的角逐,以此来确认自身的合法性。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审视,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场的文学实践活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权力(或资本)的角逐。创造社进入文学场,是由其据有的资本和文学场的性质决定的。创造社在文学场的大动干戈,目的是打破权威的垄断,颠覆原有场域的结构,占据有利的位置。然而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场自主性的缺乏,创造社无时无刻不受到外部权力场的规训,从而造成了组织的分化和自身的消解。

论创造社的“转向”及其对现实主义文论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创造社集体“转向”事件,不能单纯地被看成是一个文学社团的政治抉择,而是中国现代“文心”重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创造社是一个自带革命基因和道德纯洁主义倾向的浪漫派社团。他们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完成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洗礼”,坚信马克思主义人学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感”的正义性。在创造“革命文学”这一总目标下,他们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文学史观,与人性论者和写实派作家展开了论争和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世界观以及创作方法等命题的思考,为建构集体主义美学与现实主义文论铺平了道路。

创造社出版部的募股、优待与政策调整:从新发现的一则材料说起

新发现创造社出版部史料一则,题为《一个好消息》,系创造社出版部第一次募股章程和《创造月刊》广告词,由此展示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之初的资金数额和来源。从后续的几次募股情况来看,创造社出版部用广发小面值股票的办法在短时间内筹集了大量资金,但为了快速占领出版市场,相关优待读者、股东的政策在制定之初缺乏考虑,令其收支平衡受到影响。为此,创造社出版部多次调整了相关政策,为后来“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以及“左联”筹备期间出版书刊奠定了重要基础。

接纳背后的批判与转型——创造社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发展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以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石,强调人的主体性。中国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接受发生在现代化的变革语境之中,无论是梁启超“写实派”“浪漫派”的论说,鲁迅对浪漫主义的四派划分。

创造社的媒介妙用经验--基于拉斯韦尔模式的《创造月刊》转型分析

《创造月刊》是创造社的主要文学刊物之一,1926年3月在上海创刊,1929年因国民党当局查禁而终刊,一共出版了两卷18期。虽然发行时间不长,却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传播窗口。用拉斯韦尔模式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对《创造月刊》的传播机制进行解读,发现该刊从坚守纯文艺刊物定位向放弃纯文艺倾向的转型不是一种无目的的、盲目的传播行为,而是有目的、有策略的革命行为。《创造月刊》的转型是文学刊物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创造社同人主动迎合革命发展需要的自觉选择。创造社在利用《创造月刊》推广革命文学观念时的做法,为意识形态宣传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早期创造社的宇宙观与科学隐喻

创造社成员在开始创作前,多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自然科学类专业,如医学、地质、军事等,并受到了近代科学观的影响。“创造”概念既是神话宇宙观的产物,同时也是科学宇宙观的产物之一。在创造社成立前,其奠基者郭沫若、田汉与美学家宗白华关系密切,3人在通信中多次谈论宇宙观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这些讨论对创造社后来的创作造成的影响值得引起重视。一般看来,创造社继承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大力倡导张扬个性,强调对内心情感的抒发。这种姿态似乎与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在早期创造社的文学观念中,包含着与科学精神相适应之处,并且表现在他们作品中频繁出现的科学隐喻中。通过对这些科学隐喻的分析,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创造社文学观念如何脱胎于“五四”科学与文学观念的影响,并向革命文学观转变。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革命性:后期刊物与创造社“左转”的完成

创造社的“左转”有其必然性,除了源于其自身内在的革命性、力图将“文学革命”推向“革命文学”新阶段的文学诉求、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的目标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对过往文化意识形态进行“全部的批判”的主观意愿之外,还源于日本和俄苏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启发以及1927年国民党发动多场反革命政变的刺激。在创造社“左转”的过程中,创造社后期刊物既标识了这些重要的历史印痕,更起到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它们助力创造社乃至整个左翼文艺界“建构”新的革命文艺理论,系统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倡导和刊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而使得创造社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为卖力和效果最佳的现代社团。

个人欲望:创造社作家日本体验的基点

在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留日史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1912年前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点,在此前后的留日学人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日本体验。此前的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其实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经验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目标的一种感性对话,而此后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则更多表现为日本社会的个人生存状态与留日学人自我的生存遭遇之间的感性对话。前期创造社作家群绝大多数是在1913年以后留学日本的。与梁启超、鲁迅兄弟等学人的"日本体验"不同,创造社作家更直接地陷入到了个人欲望的纠缠与挣扎之中。这一方面属于日本大正时期的"成金"刺激的结果,另一方面却也交织着个人生存的种种艰难与屈辱。以个人欲望为基点的日本体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精神世界中新的个人/国家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着创造社作家们自我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限都在其中。

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后期创造社“意识斗争”的多重指向与革命路径之再反思

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的新老成员郭沫若、李初梨等人围绕革命青年当还是不当“留声机”的问题爆发了一场“论争”。其根本指向在两方面:一是国民革命失败后,如何完成革命的再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与实现路径是什么?二是经历了“自我”与“革命”双重危机的革命的知识阶级如何摆脱困境,重新确立在革命中的位置。论争展示了一个具体的“意识斗争”的理论空间,引入了对革命路径的不同设想,相当程度上回应了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上的某种缺失。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间的论争实肇端于翻译问题。早在两大文学社团成立前,郭沫若与郑振铎在翻译问题上就已构成对垒。《创造季刊》创刊前,茅盾、郑振铎对郭沫若的译介活动的批评力度和强度远高于郭沫若的反批评。茅盾和郑振铎等宣扬的翻译经济论和系统论,对郭沫若等人的译介活动构成了压抑。话语权问题、翻译情趣的分歧及译者个性气质等差异,使茅盾和郭沫若引领的两大文学社团在翻译问题上逐渐走上了对峙,进而扩展至其他问题。拥有《创造季刊》等话语阵地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在翻译论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为现代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近代日本社会与创造社知识群体爱情婚姻观的形成

创造社知识群体在向国人宣扬新的爱情婚姻观念、鼓吹妇女解放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他们对男女性爱的大胆正视和热情肯定,表现出了对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极端蔑视。他们个性鲜明的爱情婚姻观念的形成,究其根底,与他们留学时期的日本近代社会息息相关。以民主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开放自由的日本大正时期都市人文环境对他们社会观、文艺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同文艺观和“行帮意识”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争评述

本文所论述的，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作家于1922年至1924年间的论争。用具体的事实和切实的分析，对他们论争的是非曲直作出评判，认为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创造社作家的观点则基本上是错误的，并有浓厚的“行帮意识”。

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

作为创造社第二代新生力量,出版部小伙计们的聚合在早期出版部的筹建与具体营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他们的努力为创造社事业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不甘心永做小伙计的他们与广州同人逐渐产生了隔阂与矛盾,与代表广州同人清理出版部的郁达夫矛盾重重,遂逐渐走向离散。

殊途中的同归、传承中的背离——前期创造社与岛崎藤村

在东方近代文学发展史上,前期创造社作家和岛崎藤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岛崎藤村是日本自然主义的奠基者,也正是以他为代表的日本作家,使这一发源于西方自然主义的文学理念直接背离了母体,演绎成具有浓郁日本风情的文学产物;而前期创造社作家对于日本自然主义则是直接传承与背离式的撷取交织进行。这种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揭示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日两国民族个性的意识流趋向及其相互交融、交错的特征。

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革命——创造社诗歌创作综论

创造社是“五四”诗坛浪漫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它是新诗发展自身规律、时代本质特征和欧风西雨影响的必然。创造社的根本特征，在于他们“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破坏”与“创造”的“革命”，其个性解放与表现自我的情感气度构成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境界与格调。同时，他们也表现出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这是他们为“五四”诗歌所找到的一种更能抒发现代人苦闷情绪的浪漫的感伤主义抒情方式。１９２５年以后，也正是创造社的这些特征。

论谷崎润一郎文艺思想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

前期创造社三位代表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和田汉接受了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想,使其在文学创作中将身体、女性与死亡巧妙地结合在官能书写之中,文学创作上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表现出较为浓厚的谷崎气息。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浓郁的个人意识,洋溢着忧郁、华美、怪诞、凄艳、虚幻的气息。这些体验个体生命、感叹自我人生的文学作品既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美,也表现出一种怪异的美,是一种通过官能书写和女性礼赞而营造的艺术虚幻美,形成了前期创造社颓废感伤的总体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