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剿匪”工具书《匪贼专用语》探究

《匪贼专用语》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的日本军事教官在调查搜集当时东北地区抗日力量所用各类暗语的基础上编撰的一本“剿匪”工具书,主要用于军事情报鉴别。该书由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发行,收录了近200条“匪贼专用语”,分为“普通用语”和“军事用语”两大部分,每条“匪贼专用语”都用日语和汉语分别进行释义,并用日语五十音和威妥玛拼音标音。该书收录的词语丰富,释义准确,用字考究,标音严谨,军事色彩颇为浓厚。其与同期编写的《匪贼马贼事情》,形成了“剿匪”系列工具书,从一个侧面为研究日本扶持伪满“剿匪”策略乃至日本侵华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与视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南沿海的剿匪斗争——基于渔业问题的研究

1949年浙江地区解放前后,国民党武装力量纷纷逃往沿海岛屿进行抵抗。在地方档案中,这些国民党武装力量主要被称为“海匪”。浙南沿海是中共剿匪斗争的一个重要地区。海匪抢夺或毁坏渔船,抓走甚至枪杀渔民,严重破坏了渔业生产,影响渔民的生计。为此,中共采取劳武结合、编队保护、北上生产等措施。海匪既胁迫渔民购买海上通行证或提供物资,又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拉拢渔民。中共在处理一般匪属和被抓放回的渔民时采取宽大政策,并专门设立招待所、供销社进行分化瓦解。浙南沿海地区剿匪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不仅对当地的社会改造产生影响,还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海社会治理的困难。

三部剿匪记歌曲的比较

三部剿匪记歌曲的比较,其实就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比较。正常人们的音乐审美理性判断力决定了不值得为土匪的咏叹调发生共鸣,因为它缺乏善。正常人们的音乐审美知觉力决定了不情愿传诵为土匪的虚情假意写的颂歌,因为它缺乏真。正常人们的音乐审美直觉力决定了不乐意传唱为抒发匪气谱写的旋律,因为它缺乏美。缺乏真善美的东西是没有正面价值的。没有正面价值的,导向不良的歌曲,不应当作为影视剧的片头片尾曲或者说是主题曲。

迁移与主导:南下干部与皖南新区剿匪工作

皖南解放之初,匪患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经历了华北老区剿匪反霸运动的南下干部,具有丰富的剿匪工作经验,他们挺进皖南后便提出“发展武装,重点打击,分散追击”的正确主张。但由于初到皖南,加之解放之初的接管任务繁重,南下干部正确的剿匪政策未被有效执行,经历了从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导致了剿匪从被动到主动,其过程也是南下干部在皖南新区逐渐树立权威的经过。最终,南下干部通过迁移华北老区的成功做法,主导了皖南剿匪工作,成功肃清皖南匪特。

中国共产党在湘西剿匪中的民众动员研究

湘西剿匪胜利是我国解放战争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为我国彻底解放大西南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中国共产党经略湘西,作出彻底消灭盘踞湘西顽固土匪的决策,并决定广泛动员湘西民众参与。当时承担剿匪作战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依据战局发展变化,在“进军解放湘西”“全面军事进剿”和“肃清残匪”三个时期,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民众动员努力,成功掀起了一场湘西民众广泛参与的战役,彻底消灭了盘踞湘西数百年的顽固土匪。中国共产党在湘西剿匪中的成功的民众动员,呈现出动员对象的广泛性、动员目的的人民性和动员策略的灵活性特点,为后来党积极开发和发展湘西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关于湘西剿匪历史研究几个问题的探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西剿匪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地位来源于其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与贯穿始终的奋斗精神,湘西人民在这场完全的胜利中得到彻底的解放。几个重要问题,包括湘西剿匪决策层面的问题、斗争广度与深度的问题、起始与结束时间界定的问题、斗争精神内涵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讨论和解决以上问题,对深入认识、整理、挖掘湘西剿匪历史和萃取其中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晋入闽:山西南下干部剿匪工作及成就

山西南下干部接管福建新解放区初期,猖獗的匪患严重阻碍了南下干部接管建政、征粮支前、土地改革等工作的开展。为彻底肃清匪患,南下干部充分发挥自身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发动群众等方面的经验优势,通过开展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政治动员、深入发动群众等工作,出色的完成了剿匪任务。南下干部剿匪工作的过程,也是山西老解放区建设经验融入福建新解放区的过程。剿匪工作的完成,为南下干部在福建解放区开展各项工作扫除了障碍,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

影视语境中湘西形象的演变——《乌龙山剿匪记》与《血色湘西》的审美效果比较

湘西2006年成功申报"CCTV中国十大魅力城市",神秘的湘西再添一道美丽的光环。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可以说是电视传媒最早介绍湘西的作品,其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并给湘西画上"匪"的审美符号;电视剧《血色湘西》也是以湘西为地域背景,同样是介绍湘西,却给湘西镌上"美"的形象符号。

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剿匪”

九一八事件后,胡适、丁文江合作发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十分凝炼和鲜明地聚焦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剿匪"政策的公开质疑。但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长征所引起的时局巨大变动,他们中许多人迅即见风使舵,重新站到了国民党"剿匪"的旗下,由质疑转向期盼"全歼残匪",其内部的分化也成了不可避免的事。西安事变后胡适、张季鸾诸人虽最终接受了国民党废止"剿匪"政策的现实,但与范长江、王芸生等人的主张毕竟不可等量齐观。国民党"剿匪"政策虽废,反共之心仍存,自由派知识分子既不脱"恐共"痼疾,复不能躬身自反,在此后全面抗战中反共浪潮迭起,其将继续追随国民党的政治取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建国初期绥远省的剿匪肃特斗争

在历史上绥远省(已合并到内蒙古自治区)曾是一个土匪肆虐的地区。绥远省解放初期,土匪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又很猖獗。因此,从1950年初到1951年下半年,绥远省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剿土匪和肃清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斗争,并取得了彻底胜利。本文阐述了绥远省剿匪肃特斗争的这个全过程,及其经验教训,并指出绥远省剿匪肃特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全省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剿匪工作与沂蒙精神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是全国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土匪已成为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一座大山。为消除匪患,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对土匪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稳妥、灵活的方针和政策:教育和争取抗日、进步的土匪;打击和消灭反动、投日的土匪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群众消除了匪患,密切了党群关系,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论中共中央西南局群众工作在剿匪斗争中的实践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匪患猖獗,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均遭破坏和威胁。为了给经济恢复和人民生产生活提供一个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简称西南局)按照中央部署结合西南实际,一方面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投身剿匪斗争。西南局在剿匪中发动群众和在群众工作中实施剿匪的探索不仅对西南和其他地区的社会治理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为新形势下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提供了有力借鉴。

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为深入认识清代上层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实况、深入认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做出了有益的研究和贡献。

陈云与东北剿匪

东北历史上匪患不绝,陈云根据东北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建军、剿匪与发动群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东北剿匪的胜利,密切了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极大地巩固了我军的战略后方,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日后全国各解放区剿匪提供了借鉴。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剿匪工作的历史实践与意义

新中国建立初期,西南地区封建残余势力强大,匪患严重,给西南地区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阻碍。为了实现西南地区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中共西南局贯彻落实中央剿匪部署,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歼灭土匪100多万人,基本上肃清了西南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战斗力,推动了西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浅谈建国初期广西瑶山的剿匪斗争

介绍了建国初期瑶山剿匪的背景和广西省委、省军区制定的关于剿匪斗争的工作原则和政策措施。通过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军事和政治并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将剿匪斗争与反霸运动、收缴枪支及组建政权相结合,瑶山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扭转了广西剿匪斗争的被动局面,使桂东南的治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剿匪斗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东北的合法性构建

中共在抗战胜利进入东北后,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即国民党对中共在东北地位的不承认和东北民众由于缺乏对中共的了解以及盲目的“正统观念”而没有立即接受中共。在进入东北初期,中共主要针对国民党的不予承认采取了合法性构建措施。在开始创建根据地后,中共利用剿匪之机,对国民党、土匪、民众的关系进行了重构,使国民党在“匪化”过程中非法化。同时,中共开展的有利于普通民众的利益再分配,使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武装,并大规模加入中共军队,从而使中共在东北实现了合法性构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与构建和谐社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土匪猖獗、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解决了历朝历代没有解决的匪患问题。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有力地配合了禁烟毒斗争和土地改革,有力的证明了党和政府能行之有效的治理社会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