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中的东汉史研究

东汉史研究在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中占有一定地位,其内容集中于卷一至卷六,约有42条,在研究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的专题性。其研究善于梳理东汉问题的脉络,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能够牢牢地抓住东汉时期的时代核心问题,并十分注重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但也在一些问题的探讨中存在读史疏漏、设身臆断、失于表面和传统迷信等不足。总体而言,《廿二史劄记》中的东汉史研究对当今的东汉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敦煌变文校注》阅读劄记

敦煌变文的发现,历时百年,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对其进行校勘和考释的论著不断涌现。黄征、张涌泉先生的《敦煌变文校注》可以说是对其中词语进行考释的集大成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异文语境和方言调查的方法,运用多种文献材料,对《敦煌变文校注》中的"嚇"、"贴"、"超越"三个词语进行了重新考释。"赫"原作"赫",徐复先生校注时认为应该作"嚇",蒋礼鸿先生亦主此说:"‘嚇’与'■'、'謼'皆字异义同。'诳■'双声字,俗亦作'懗’,《龙龛手鉴》心部:'懗,呼嫁反,诳也,与■同。’"因此,可以说徐先生是从本字的角度认证"嚇"与"謼"、"■"同义,蒋先生是从俗字的角度发明"嚇"与"赫"、"■"同义。他们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还缺乏文献例证的支撑,说服力不够。遗憾的是黄、张两位先生在作校注时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调查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时发现"赫"当有"欺骗"的意思。"贴",黄、张校注:"原卷实作'贴'字,'贴'为黏附之义,切合于文意。"司马相如《长门赋》:"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檐檐。"李善注曰:"《楚辞》曰'裳檐檐以含风。'王逸曰:'檐檐,摇貌。""襜檐道服,贴天上之云霞"的意思是"道服的飘动黏附天上的云霞",我们认为动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不符合文意,"贴",乃"形容、描述、临摹"之义,这有异文佐证。关于"超越"一词的释义,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超越"的异体书写形式有"超越"、"超越"、"曆刺"、"歷刘"。《广韵·锡韵》:"超,超趚,行皃。"又《广韵·麦韵》:"越,急走也。出《字林》。"《玉篇·走部》:"趚,子亦切。小行皃。""急走"强调的是动作行为的方式,而"小行"是因速度快而产生的结果。段玉裁认为:"趚,侧行者,谨畏也。"于此可知,"超越"有"因谨畏而侧身急行"义。《集韵·昔韵》:"越,侧行也。或作趞。"又"超,超越,盗行。""盗行"可以和"谨畏急行"相互发明,典籍中亦不乏其例。

李光地“朱陆兼采”学风论析——以《读孟子劄记》为考察中心

清康熙朝大力表彰程朱理学,清初学界一时大有"由王返朱"之势。李光地作为理学大臣,其《读孟子劄记》却反映出"朱陆兼采"的思想趋向,并成为他此期学术的重点与特色。从李光地对孟子"工夫论"的阐释可见他试图用程朱所强调的"工夫论"来弥补陆王"空疏"的缺陷,以实现治学思想上的"本"、"末"两全。榕村之论带有调和朱陆或称"朱陆兼采"的色彩,强调为学工夫。当时,"弃虚蹈实"已成学术共识,李光地的"朱陆兼采"学风正是顺应了学术思潮在"虚"与"实"之间的转换,代表着清初学风必将弃"尊德性"之"虚"而走上"实而又实"的"道问学"路径,从而开启乾隆年间考据学风的先河。

读《兰州纪略》暨苏四十三史劄记

史随政兴。七九年以来,尤其是八二年青海地方史志研究学会成立以来,青海史志的研究出现了可喜的生动活泼局面,这其中既体现了青海史志研究的青春期的生命力,也显露出其年青稚气的一面。如几部通古今的青海史著作舛讹之处颇多,除去印刷校对不精,也不谈史论,其史实很有缺精细之考证处,实为史家之大忌。人读之,时有跬步陷井之感。究其原因,李文实先生言之有理:“参考书必须务实,凡未经翻阅查考者,概不滥入。”再者,青海史的许多史籍资料缺乏点校注释,更不用说精湛,大约也是一个原因。比如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循化志》可为典型之例。

清代蒙古史劄记

库伦城 蒙古游牧记卷七土谢图汗部云“库伦,蒙古语‘城圈’也,地有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所驻之喇嘛木栅如城,故名。”松筠绥服纪略诗注:“所谓库伦者蒙古语城圈也,该处有喇嘛木栅如城,故名。库伦居土谢图汗部,其游牧最为宽阔,”龚之鑰后出塞录“苦另山,山甚峻,上有番僧奉大佛寺,及诸商贾俱集于此,皆与鄂罗斯国贸易者,下苦另山即鄂罗斯国,望之皆坦塗且有池塘溪菴,大小舟航,络绎其间,芳草长堤,桃李掩映,宛然中华风致,非复黄沙白草之地也。”按苦另即“库伦”之异写。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库伦者,圈子之谓也。(库读若平声)今有喇嘛圈子,圈内皆喇嘛。

清代蒙古史劄记

本文为金启孮教授在清代蒙古史研究中,对一些散在珍贵史料的归类综述。原为专著,这里选登其中的八篇。在序言中,作者还扼要论述了梁任公的治学方法。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读新校注本《红楼梦》劄记

《红楼梦》的新校注本出版了,这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本书的校注工作是在许多专家、学者、红学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几经周折,前后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的.假如允许套用一句《红楼梦》中的诗句的话,可以说这个新版本中近千条校记、两千左右条注释,字字看来费心血,七年辛苦不寻常!

關於古籍整理的版本學思考——以《清儒學案》選録《潛邱劄記》的點校爲例

徐世昌所編《清儒學案》有中華本、河北本、人民本三個點校本行世,就卷三九《潛邱學案》選録《潛邱劄記》而言,中華本、河北本未據原書校勘,有較多文字訛誤,甚至導致標點失當。人民本雖據原書校勘,但所校版本并非《清儒學案》的選録底本,以致出現不必校而校之、不當改而改之或無從校勘等現象,且失校頗多。在整理選録文本時,亦應參校衆本綜合比較。

读《诗经·小雅》劄记

一、《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瑟,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呜,食野之篙.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畋.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豉瑟豉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潜邱劄记》编刻与删定考论

阎若璩的《潜邱劄记》最早由阎学林刻于眷西堂,内容驳杂,后之学者多有批校。上海图书馆藏删定本经由吴玉搢、华玉淳、程晋芳、阮葵生等多人校订,是《四库》底本之底本。《四库》本删去了更多抄录原文或无关考证的条目,其实际分卷情况与删定本不同;对与钱谦益有关条目的删改,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此书的删定,是考据学繁荣的结果,又影响学者以专做考据的姿态及专收考据的方法编纂考证笔记,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

论赵翼《廿二史劄记》中的文论思想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赵翼《廿二史劄记》的研究,偏重史学,还未深入到文学层面,其中的文论思想,就是一个有待挖掘的部分。笔者钩稽有关文学及古文的条目,并参照赵翼的其他著作进行分析。赵翼所处的时代是骈文复兴的时代,其对古文与骈文的发展尤为关注,认为古文乃是承载社会功用最相宜的文学体裁,并破除既有的观点,提出古文始自姚察。除了重视文章的社会功用,赵翼亦重视文章的创新与性灵说。

張士達先生讀黃丕烈修書裝書題跋劄記

筆者在文中整理了先師張士達先生讀黃丕烈有關古籍修復題跋的十二則劄記,由此可見古籍修復專家與版本學家的古籍修復理念。

读施国祁《金源劄记》

《金源劄记》是我国清代学者施国祁在阅读、校勘《金史》过程中所得的补正著作之一,分为上下两卷。文章以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补印本)》(据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1939年12月版第三九零六册为底本,就书中所举条目、编撰体例、治史特点等方面略作梳理。

一部读二十四史的入门之书——介绍《廿二史劄记》

廿四史是记载我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史书。这一套史书,包括子卷在内,共有三千二百九十六卷,一个人如果一天读一卷,要九年的时间才能读完。这廿四部史书都是用文言文写的,书中叙事的错乱隐讳、内容的重复缺漏等情况很多,即史法和史实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廿二史劄记》就是简要地说明这二大类问题的一部书。

“居毋宗”鏡銘劄記

西漢早中期形制相仿、内容勾連的六面“女性賦體詩”銅鏡,命名爲“居毋宗”鏡。本文以用韻、字形和文獻参證等方法綜合考證,討論兩處句讀,訓釋“宗”“獨(襡)”“憔憂”等詞語。

陈垣的“史源学”与“新史学”——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而作

陈垣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近代史学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新史学"培养人才,首创"史源学"和"史源学实习"课以及讲授、实习方法。"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不吝金针度与人"品质的体现,教学效果甚好,培养了不少史学名家。

赵翼《廿二史钊答记》研究综述

《廿二史劄记》是清代史学中独树一帜的史学巨作。后人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集中体现在:整体校正工作已取得突破性、阶段性进展;史学评论特色被广泛关注;考据、比较、归纳的治史方法被高度评价;经世致用思想被普遍肯定。目前,对《廿二史劄记》的研究已日益成熟。

沈家本与《古书目四种》

引用书目是中国古书目录的一种,它至迟在宋代就产生了。它常常冠于一书的卷首;或附于一书的卷末;或收载于它书中;或自成一专书。一方面,说明一部书徵引博赡有据;另一方面,随着古书的大量散佚,学者们经常通过某些古书的引用书进行辑佚,因此也越发重视引用书目的编辑。清代以来,辑佚之学大兴,治引用书目的人也越来越多。如著名学者朱彝尊、汪师韩、赵翼、叶德辉、金武祥等,都重视或编辑过引用书目,而沈家本的《古书目四种》则是这一时期引用书目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