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与戏曲史意义

“分出”是明传奇剧本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早期的南曲戏文存在“隐性分出”和“显性分出”两种形态。晚明时期艺人演出本和坊刻阅读本优化了宋元及明前期南戏按人物上下场分出的方式,摸索出人物上下场、场景整一性和情节整一性相结合的分出标准。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就艺人演出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舞台表演;就坊刻阅读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读者阅读;就文人编创本而言,分出更多是剧作家对剧坛通常做法的认可和固定。折子戏流行和公共话语交流所产生的“散出身份确立”与“群体共同交流”的需要,也是分出体制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分出体制的形成包含着艺人、书客和剧作家对戏剧内外结构的理解,反映出演本与读本、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离合关系。

北杂剧和南戏文之不同剧本体制成因新探

本文联系演出实际从演员、观众及剧场三个方面考察了北杂剧和南戏文不同剧本体制形成的原因。

南戲“劇本體制”演進之探討

考察南戲的體制規律,可從《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順流而下一探究竟。通過劇本比較,可見南戲的"開場"與"段落"如何逐步演變,至明代不同時期刊刻之劇本趨向規範的進程。南戲的"開場",最大演進在開演前寫於招子上的"題目",至宣德本《金釵記》、成化本《白兔記》已被挪後,成爲副末宣念的"下場詩"。此外,受到話本小説"分段結構"的影響,原本"不分段落"的宋元南戲,至明刊劇本始見分齣定目、分卷析本,積極意義除了因應實際演出的天數,方便作者、演員、觀衆指稱特定情節,還可使故事情節依次推進,條理脈絡更加清晰,亦即强化了戲曲的"結構"──"排場"之調度。

后戏剧时代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

形态、形式就是戏剧本身,角色扮演是戏剧的本质。在戏剧走向衰落的后戏剧时代,研究我国戏剧形态史,是学术研究中"求真"的宗旨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同时有助于正确描述和全面认识后戏剧时代的"戏剧危机"。以"脚色制"为核心的传统戏曲是中国古代戏剧的代名词,其本质也是角色扮演,但又具有浓厚的非角色扮演成分。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必须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分别对戏曲的剧本体制、音乐唱腔、脚色源流、演出场所、服饰化妆等进行深入研究。

李渔戏曲结构论与“立主脑”范畴及其源流

剧本是剧作家创作的供演员舞台搬演之用的底本。清初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开篇直切剧本体制,强调以“结构”为第一的观点。李渔所谓“结构第一”主要是指剧作家在动笔之前对剧本故事情节全面的艺术构思。他借鉴和发展了王骥德以“工师之作室”①比喻剧本创作的思想,又以“造物之赋形”比喻剧本创作,指出剧作家在创作之前的艺术构思对剧本全部规模设计举足轻重,并且说:“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②可见李渔把艺术构思看作对剧本创作成功与否起决定作用。

甘肃清代影戏剧本回目问题探析

甘肃清代影戏剧本多不分段落,但已有明显的剧情段落意识,其段落称“回”而不称“出”。虽然此期的影戏剧本从性质上来说多为艺人演出时使用的脚本,但在部分剧本中依然能见到分回和标目的现象。这些回目的存在与剧本的生成方式有关,反映了甘肃影戏剧本体制发展演变的线索,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甘肃影戏在形式特征上如何受其他花部戏曲和说唱艺术的影响。

回归案头——关于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构想

当前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应以文献尤其是剧本为核心,参照文物和田野材料,对古代戏曲文学和演出形态进行研究。这对只重案头、忽略演出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而回归案头,意味着要下大功夫开展对中国戏剧文体史的研究。

从《钵中莲》传奇看“花雅同本”的演出

《钵中莲》传奇一向被学界视为“明万历钞本” ,由于其中有西秦腔、四平等乱弹戏声腔 ,如此中国戏剧中的乱弹戏便被追溯至明代万历年间。本文从《钵中莲》的剧本体制、内容、风格等方面进行考察论证 ,认为《钵中莲》传奇的产生年代不当为万历 ,而当在清初。文章还由《钵中莲》一剧生发开去 ,对昆剧发展史上存在的“花雅同本”现象及其演变过程给予了论述。

明清瓷器上的《西厢记·佛殿奇逢》图像研究

明清时期,《西厢记》乃是瓷器绘画十分热衷表现的对象,而“佛殿奇逢”则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个主题,其图像主要表现张生与莺莺初次相遇时的情形。这一情节出自《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因此剧的剧本体制在明清时期逐渐传奇化,故其在某些刊本中亦与楔子一起被划归为第一出,通常题作“佛殿奇逢(遇)”,或简称为“奇逢(遇)”、“惊(遇)艳”。

周乐清《补天石传奇》著录、版本等问题研究

周乐清是清代中期的戏曲作家,奠定其戏曲史地位的是《补天石传奇》。本文欲对《补天石传奇》的著录、版本、剧本体制、题赠等情况作适当研究,以丰富关于周乐清的戏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