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伴随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并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却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他们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他们撰写的史学论著亦大体沿用旧有体例、语汇、文风,这些均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他们对域外学术,并非闭目塞听;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将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找寻未来前行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清代巴蜀《易》学文献举隅(一)

刘咸炘《蜀学论》尝言:“学在六艺,经首三圣,《大易》之传,蜀为特盛。”巴蜀《易》学源远流长,自汉迄清,名家辈出,如刘咸炘所举商瞿、赵宾、严遵、任安、景鸾、卫元嵩、李鼎祚、谯定、冯时行、张行成、房审权、来知德等,皆《易》学史上之名流。除此之外,尚有晋之王长文,宋之龙昌期、苏轼、张浚、张栻、李心传、魏了翁,元之黄泽、王申子、赵采,明之杨慎、熊过,清之李调元、刘沅、何志高、杨国桢、姜国伊、冯世瀛、艾庭晰、萧德骅等等,故宋程颐有“易学在蜀”之誉,刘咸炘也比之“诗之有唐”。本文即以清代巴蜀《易》学文献为主,略举几种,以见其《易》学成就之一斑。

刘咸炘对阮元、康有为书论之驳议

晚清民国学者刘咸炘著有书学理论著作《弄翰余沈》,其中对阮元、康有为书学思想的辨析占据了较大篇幅。刘咸炘肯定了阮元“书分南北”的观点,但是对其“乙字钩转为南派”的看法质疑,并阐述了自己的南北书派观。对康有为尊碑抑帖、尊南北朝而卑唐及关于书法源流的观点,刘咸炘也进行了辩驳,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碑与帖有所联系并俱已失真,魏碑并非“无不佳者”,唐碑不比南北朝碑低下,不可乱论书法源流等。刘咸炘所处的20世纪初期,大量简牍、纸本墨迹出土,新材料的发现让刘咸炘对碑刻中的刀痕与蚀痕有了更清晰的分辨,对学习碑刻的方法也有了更深刻的见解。至于学碑是否不可学笔画斑驳、方硬的形态,魏晋以来的书法是否应该分为南北两派,刘咸炘的观点亦有可以补正之处。

宋代蜀学名家李心传几种代表性著述叙录

刘咸炘曾说:“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就史学而言,宋代是巴蜀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有“西蜀史学”之称,成果累累,名家辈出,故刘咸炘称赞说:“盖唐后史学,莫隆于蜀”。如号称“井研四李”之一的李心传,就是与李焘齐名、号称“二李”的又一位才学识兼长的著名史家。本文即以李氏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著述为要,略述内容梗概,以见其学。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又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四川省井研县)人。

艺之为功本以至用(下)——刘咸炘的艺术观与美术理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动荡,四川学者兼教育家刘咸炘在其短短的36年的生涯中,留下规模宏大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刘咸炘在史学和国学等领域的非凡成就,往往使人忽略了他在艺术领域的建构与拓展。刘咸炘传世的书学著作有《弄翰余渖》(1930年),而绘画理论《画旨》(1924年)则收录于《推十书》(1922年—1932年)。此外,他对视、听等审美感知亦有独到之分析。

艺之为功 本以至用(上)——刘咸炘的艺术观与美术理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动荡,四川学者兼教育家刘咸炘在其短短的36年的生涯中,留下规模宏大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刘咸炘在史学和国学等领域的非凡成就,往往使人忽略了他在艺术领域的建构与拓展。刘咸炘传世的书学著作有《弄翰余渖》(1930年),而绘画理论《画旨》(1924年)则收录于《推十书》(1922年—1932年)。此外,他对视、听等审美感知亦有独到之分析。

人之“生”乃心之“生”——对刘咸炘“性善论”的补充

刘咸炘以“生”为善之准作为根本前提,从而提出“自当一体”之论。此论固然能够回应“性无善恶说”“性超善恶说”“善恶并存说”“善恶不可知说”“善恶后天决定说”等学说对孟子“性善论”的挑战。但是其以“生”为善之准,容易使人误解此“生”指“肉体”之“生”。如此,则一方面无法解释“弱肉强食”为何在动物为自然、为善,在人则为自然之变、为恶,以及无法回应康德、李泽厚所谓的“人性善”只是一种“有情”设定而并非真的“人性善”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的道德选择问题。故应在刘咸炘的思想脉络上进一步补充明确其所谓“生”为善之准之“生”当指万物之性之自然、本然、当然之“生”,而非“肉体”之“生”。而人之“生”乃心之“生”,异于草木之“生”、异于犬马之“生”。心之“生”即“仁”,“仁”乃朱熹、王阳明、亚里士多德所谓“心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异于禽兽草木之德性,异于耳目之德性,异于鞋匠、木匠、琴手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应接于物而生“情”,乃“人性善”的具体表现。此心之德性“人皆有之”,乃“天之所与我者”、“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故人之性善毋庸置疑。

刘沅易学思想及其影响

刘沅是清代经学家、易学家,他致力于建构以易学为核心、以儒学为本宗而融摄佛、道的思想体系。他认同“四圣”作《易》说,主张易学研究应义理、象数兼治而以义理为主,认为圣人作《易》的目的在于穷理尽性以顺性命。他主张融通三教、归宗孔圣,充分肯定佛、道二教的价值,将其心性之学融入解《易》论《易》中。刘沅的治《易》特色和成就,不仅为刘氏后人尤其是其孙刘咸炘所继承和弘扬,也对后世其他治《易》学者如蒙文通、马振彪等颇有启示和影响,这些都促进了易学的进一步发展。

广博易良:刘咸炘曲论析探

刘咸炘是清末民初蜀中知名学者,只因终身未出巴蜀,又英年早逝,以致珠沉大泽,光华未显。刘咸炘论戏曲,在时代浪潮中坚守中国传统戏曲本位,形成了以教化为中心的戏曲观。他指明戏曲直承乐教而来,以“广博易良”为文体特征,应发挥教化之用。在对戏曲结构的认识上,他吸收李渔、吴梅等人的曲论思想,论及繁简、虚实两个方面,提出戏曲结构应“精而短”,虚构要符合生活真实,以情义为根,有益教化。对于传统戏曲一味追求“大团圆”结局的窠臼,他指出要返回中国传统语境中寻求破解之法。戏曲语言要讲求本色,以“妥溜”“切隽”为重,亦统合于“广博易良”之中。他的戏曲观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人对待戏曲所持的文化立场。

“济道术之穷”:刘咸炘与蒙文通关于宋代学术交流三题

民国学界风云激荡,面对唯以科学考据为尊的新汉学的步步侵逼,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保存传统文化重“义”的精神内核。同为四川史家,刘咸炘与蒙文通志同道合,以宋代学术为核心,溯端竟委,开启了中唐—北宋学术连续说、南宋浙东史学及其与蜀学关系等为人忽视的重要话题,多发前人之未覆,在点评近代学风时,又紧扣朱学流弊,回到以浙东史学补偏救弊的路径上来。可见他们的讨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始终围绕着如何挖掘传统资源改造社会现实这一问题覃思精研所得,蕴含着对学术、时代的深层关怀。

刘咸炘《神释》篇对宗教、灵学、迷信的思考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们在灵学与科学、鬼神和迷信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讨论,刘咸炘虽没有参与这场争论,却撰写了《神释》一文表达对这一思潮的认识。《神释》篇看似是儒道思想中鬼神观的再阐释,实际是刘咸炘在时代思潮中对中西文化汇通的再思考。他以灵学思潮为切入点,对中西神学、迷信、宗教进行辨异,从而找到中西哲理范畴的契合点。

刘咸炘《文学述林》之“切、达、成家”论探析

“切、达、成家”是刘咸炘在其“厚、雅、和”的“狭而严”的评文标准之下所提出的平而通之准。“切、达、成家”的提出,不仅有其自身因素,亦受章学诚影响。刘氏详细阐释了为文者“不切”“不达”“不成家”的原因,这既是他对自己评文标准的明晰,亦可以反观刘氏对文章写作的要求。而他对“文以载道”这一经典命题的辨析,不同于传统学人将“道”的范围狭窄化,且将作文者对“道”的理解作为“切、达、成家”的根本立足点。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我们今天的作文者来说也值得借鉴和学习。

“风”:刘咸炘历史理论的枢机

刘咸炘指出,"风"是贯穿历史进程始终、推动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它既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因,又是《易》所展演的规律在历史运动中的具体形态。刘咸炘对"风"与历史嬗递和历史兴亡关系的阐发,意在探索救国救民的文化道路。刘咸炘的"风"论与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时风"、"气运"研究一脉相承,受到了中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表现出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倾向。

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刘咸炘对传统性善论的现代总结

中国传统学术以重人道而重人性,并以性善论为主流思想。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性善之论日趋式微。近儒刘咸炘通古今、贯中西,对传统性善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发挥。他把"生"确立为绝对价值和评判善恶的根本尺度,并继承了《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思想传统,认定大自然本善,故人与万物之性皆善;而人得天地理气之粹,故拥有天地间至贵至灵的至善之性。在方法论上,刘咸炘论性善还有一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自当一体"之论。此论有三个要点:其一,当然(善)本于自然,是对于自然的肯定与实现,不自然者必不当然;其二,不当然(恶)是对于自然的否定与背离,不当然者必非自然;其三,善(当然)与恶(不当然)并非并存之二物,而是一物之二态,即正常之态与负变之态。明乎此,乃能知恶是非自然的,因而也是反人性的。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重要环节。巴蜀学人刘咸炘、蒙文通试图重塑浙东史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刘咸炘构建以章学诚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以此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的差别,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将南宋浙东史学构建成为"儒史相资"的典范,以此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冀"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可探明传统学术的流变,以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借鉴。

名人手稿的典藏、保护与利用刍议--以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刘咸炘手稿为例

四川省图书馆收藏了丰富的地方名人手稿,尤以刘咸炘手稿居多,共计77种5531页,是目前国内最重要的刘咸炘手稿收藏单位。本文以对刘咸炘手稿的典藏、整理和保护利用为例,探讨了图书馆处理手稿这一珍贵特色资源的方法和措施,以期为图书馆珍稀文献资源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做一些实务方面的探索。

试探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

近代四川著名历史学家刘咸炘一生从事教学活动,先后在尚友书塾、敬业学院、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做过塾师和教授,撰写了大量有关历史教育方面的论著。在教学上,他提出"观事理必于史"的观点,阐释了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在历史教学方法论上,他特别强调学生应作读书札记,要求教师启发学生问难、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他认为大学历史教育的重点是通晓古今风化大势,这一观点蕴含着近代历史教育的积极因素。刘咸炘以读书人自居,以育人为职志,在历史教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史学内涵与思想价值

刘咸炘在史学研究上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他以杰出的思辨能力和扎实的旧学功底构建了一个以史学为中心、以＂察势观风＂为理论内核的学术体系。＂察势观风＂是一种植根于传统学术土壤、又出古入今的研究范式,是糅合了儒道思想、注重考察纵横关系的历史观。同时,＂察势观风＂还是刘咸炘历史撰述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察势观风＂理论是民国史学界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传统的典范。凭借风势之论,刘咸炘开拓出了史学研究的新气象。

边缘的视界:刘咸炘对进化论的批判

民国学者刘咸在上个世纪20年代撰文批判进化论,区分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上指斥社会进化论不能被视作普遍有效无容置疑的科学真理,同时强调了进化不能等同于进步,并提出了"智进德退"的观点。刘咸的文化相对主义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并吸收了20世纪初传入国内的西方文化人类学观念,反映了现代中国的东西文化之争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