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楚辞研究范式的开创与定型——从贾谊到王逸

汉代是千年楚辞学的开创期,为后世楚辞学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从贾谊到贾逵,评价屈原或抑或扬的论争,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评屈格局;二是从刘安到王逸,他们奠定了《楚辞》注疏之学的主流道路;三是从司马迁到刘向,他们开启《楚辞》文献分类整理之路。梳理汉代楚辞学的开创与定型之路,是进一步探究楚辞学发展与演变脉络的第一步,亦是楚辞学史研究的重要一步。

《离骚》作者辨——兼《离骚》题名、主旨索解

《离骚》是一篇降帝神、巫扮而祀的祭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关于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的记述与《离骚》雕虫篆刻的祭歌文本不符。《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关于屈原作《离骚》的语句,有后人窜入之痕迹。司马迁关于屈原作《离骚》的三处著录均不可信,东汉在此基础上的著录亦皆不可信。《离骚》《淮南子》间有内在的渊源关系,诸多雷同句表现出的前者从后者断句取词的迹象表明,《离骚》缘《淮南子》而作。能缘《淮南子》作《离骚》者,唯有刘安,这与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和高诱《淮南子序》的记载一致。刘安因谋反被诛后,其《离骚》等在汉武帝眼中成了“邪说”的载体。刘向为塑造节士形象,将《离骚》置于屈原名下,并伪造、篡改《屈原贾生列传》等。“离骚”即“骚离”,《说文解字》“骚,摩马”,“离”情状尾词,无实义,“骚离”指骚动不宁之状。《离骚》,刘安受诏而作,但“不可与庄语”,只能以楚辞中突出的言说方式巫语“曼衍”之,以祭歌的“无端崖之辞”反映了“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的社会现实。

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

围绕《楚辞·远游》作者是否为屈原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近年来出土大量楚地竹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竹书篇卷体例中的"附益"现象对《远游》文本的解释具有启发意义。《楚辞·远游》以文中"重曰"二字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淮南王刘安原作《远游》,下部为扬雄《广骚》,为扬雄早年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的"百衲体",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因为被附益在《远游》之下,因而使《远游》充满了争议。这些史料线索原本在"扬雄自序"(即《汉书·扬雄传》)中有明确说明,但后人囿于《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成见,往往意气用事,对既有史料视而不见并曲为之说。《远游》与《广骚》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占有很高地位。

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论《淮南子》著述意图、文本结构、思想体系及其政治理想

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淮南子》思想主旨新探

张允熠认为,《淮南子》处于西汉意识形态由＂黄老之学＂转向＂独尊儒术＂的过渡阶段,故其思想主旨是调和儒道.

浅谈气一元论

"气一元论"为先秦道家稷下学派所创立。其主要内容是:气是构成宇宙的本质;气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气是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的中介;天地精气化生为人。尽管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人类对生命现象本质的认识逐渐精确,但中医"气一元论"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

中国古代学派史上的绝代奇峰——淮南王刘安与汉代“淮南学派”综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淮南宾客为组成的"淮南学派",是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著名学术群体。"淮南学派"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文、景、武时期酝酿形成、成熟发展、盛极而衰等三个阶段,其成因既有汉初以来黄老政治勃兴、诸侯王国学术文化繁荣、以及淮南国都寿春的人文地理优势等客观因素,也有淮南王刘安的家世背景、才识习尚的主观因素,是二者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从《汉书·艺文志》着眼,"淮南学派"的著述成果几乎遍及汉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所有领域,并且都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与其同时代著名的吴、梁、楚、河间等藩国文化比较,刘安时期的淮南藩国文化,表现出十分显著的黄老道学化的历史内涵及特点,其历史存在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楚辞》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辞要籍解题》之讹误

《楚辞》版本源流的考察探索,关系着它的成书暨流传过程中的变化,实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基础。姜亮夫师《楚辞书目五种》,于传统目录学体例之外,创立“版本叙录”一个项目,记录书刻情况,为鉴定版本、探讨源流,提供了有利条件。最近,读湖北人民出版社印行洪湛侯主编《楚辞要籍解题》,感到从楚辞学、目录学角度都值得商榷,版本著录禹为粗糙,讹误颇多。

并存不废,会通所长——《淮南子》治国思想论析

《淮南子》一书包含了丰富的治国思想,但历来学者由于过分强调其道家色彩而未能揭示其全貌。实际上,关于如何治国,刘安对道、法、儒等各家主张并不偏废。大致说来,《淮南子》治国思想表现出以下四端:1.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2.吸收了法家的法治主义;3.张扬了儒家的人治思想;4.追求变通以及会通诸家所长。

论王逸楚辞学的时代新义

王逸是东汉中叶文学思想家,其著《楚辞章句》为其文学批评理论之核心。对王氏楚骚情结,昔人多从文学传承观之,如张溥历述西汉贾谊、刘安、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仿骚之制及“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至王逸复作十六篇章句,又续为《九思》”而集成(《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叔师集题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则发挥《九思序》“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语,言其地域特色云:“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纵横之学。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建元年间汉朝对外战略新变及其意义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汉武帝即位初一改汉初"毋动为大"的保守立场,显露出扶义征伐、塑造大汉庄严形象的新动向。围绕武帝新朝对外战略的变化与否,淮南王刘安力主汉廷当珍惜汉兴70余年和平大局,继续以休养生息、安顿民生为要务;中大夫严助则申言大汉应"为天下宗"而主持天下正义,申言出师征伐以确保中国安全的必要性。严助的言辞雄迈激越,道出了武帝时代的内在意志与要求。

《淮南子》与黄老学

丁原明认为,《淮南子》的道论、无为论及其综百家之长的特色均表明《淮南子》建构的是一个以道德为统领而兼容百家的黄老学体系.

论《淮南子》的新道家文艺观

《淮南子》在继承吸收先秦道家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汉代黄老学,创立了以黄老道学为核心的新文艺观。它认为“道”是文艺创作的根本源泉,并从道家贵真尚朴的思想出发,倡导艺术的真实,反对矫情,强调艺术不仅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且必须“与时迁移”,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变革与创新。

淮南王作《离骚传》考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的是《离骚传》还是《离骚傅》,历来颇有争议。本文对王逸《楚辞章句》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细致分析,并结合其他史料,论证了淮南王所作为《离骚传》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尹湾汉简《神乌傅》的出土并不能证明刘安所作就是《离骚傅》。这一事例提醒我们应以科学和谨慎的态度对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

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评——以《读通鉴论》为中心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对西汉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都有所论述,其思想认识在明末清初的淮南子学中颇具代表性。王船山从正史立场出发,对淮南王刘长、刘安进行批评贬斥,但也对造成二者谋反事件的深层原因提出独到见解。王船山对《淮南子》一书褒贬兼具,深入揭示出后者与老子学说的思想关联。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表现出史论化、正史化、儒学化的特点,其思想内容虽然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但也具有丰富的学术启示价值。

刘安评屈骚辨——兼对《史记》引刘安语的认识

刘安评屈原的《离骚》之语历代研究者多有征引。该文首先分析了此语所体现出的以经说《骚》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后来的影响；其次又结合先秦和汉初道家著作中常用的一些概念，剖析了此语的本意，认为刘安完全歪曲了屈原；进而据以分析了《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此语的有关问题。

汉代思想家刘安的新道家治国理念

淮南王刘安是汉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其著作《淮南子》以新颖的学术观念,反思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积极吸收先秦诸子的政治学说,以道家思想为基点,设置了顺应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强调以民为本的社会变革,反对法家的弱民强国、君主高度集权的专制思想,提倡节俭,张扬国法维上的治国理念,创立了系统独特跨越历史长河的新道家治国思想。

回顾、反思与前瞻--两千年“淮南子学史”纲要

从西汉武帝时期至今,《淮南子》研究历经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不论是在文献的整理传播、思想的研析阐发上,还是在多维的文化研究上,都已累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亟需现代学者以"淮南子学"新的学术体系视野,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总结,进而构建起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中的"淮南子学史"。通过对古今中外"淮南子学"的通贯性、总体性的回顾与反思,客观指出当前《淮南子》研究中存在的各种局限不足,为学者们构建合理科学的"淮南子学"研究体系提供前瞻性的建议,进而推动《淮南子》研究的深入进行。

刘安治国三要素:天、人与“器物”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