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圣与尊经——扬雄和刘歆的“复古”路径及其脉络辨析

扬雄和刘歆可谓经学发展史上节点式的人物,面对西汉末年博士经学的颓态,他们希望通过“复古”回到儒学最初的根本,然取径相异:扬雄缵绪圣人之所为,广圣道、拟众经;刘歆则在汉代官方立学原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广学、正经、诂经来变革利禄之学的衰局。纵览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可知扬雄希圣拟经的行为实际上同儒学“博采诸学,折中于一”的子学自新精神一脉相承,与司马迁和董仲舒可归为一类,在西汉儒学中自有其位置;刘歆其人其学仍在西汉今文经学统序之中,其援古济今的经学革新努力虽然是中央官学内部的调整,但将儒生的视线从固化了的师法转移回了经典文本之上,有意无意间导引了训经诂圣的后汉经学路径。

漢代《春秋》學中的元與氣

董仲舒根據《春秋》“元年春”闡發了一套縱貫天人的宇宙結構論,劉歆《春秋》學在思考宇宙結構的基礎上,首次明確將元理解爲元氣,復興了戰國子學以元氣爲本原的宇宙創生論。與劉歆約略同時代興起的讖緯格外重視元氣創生論,《春秋》學的解釋受二者影響,逐漸脱離董仲舒的宇宙結構論。何休以元氣創生論注解《春秋》,決定性地拉開了董仲舒與何休之間的距離。兩漢今古文在宇宙論層面産生的分歧没有侷限在天學内部,緯書和古文經學在宇宙領域支持的元氣創生論,在人世領域轉化爲一種歷史溯源論,深刻影響了古文經學有别於今文經學的治學理路。總之,重視元還是重視氣的兩種天學不僅代表了對《春秋》的不同認識,更代表了對天下的不同謀劃。

抱残守缺

西汉末年,经学家刘歆在校勘典籍时发现《左传》很有价值,于是建议朝廷为《左传》设立学官,但遭到了众的反对,刘歆为此写了一篇文,尖锐地批评他们。

试探《七略》不立史部的原因

《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目录学巨著。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首先合作完成了目录学著作《别录》。在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又在《别录》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最终完成了这部目录学奇书《七略》。一般追溯我国目录源流,多认为是该书。可这样一本综合性的巨著却没有给书籍繁多的历史类书目专门分类,不免让人费解,本文拟对其进行探讨。

论乐律与历法、度量衡相和合的古代观念

在中国古代,乐律、历法与度量衡被看作是彼此和合的学科。其中,前者是决定后两者的根本。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基于这三者中具有某种数字对应的关系,甚至乐律的参数可作为历法、度量衡的基本数据。加之,这些数字又与天地、自然和哲学中的某些数字神秘的纠结在一起,从而成为古人崇尚的文化观念并流传几千年。这种文化现象曾分别对这三个学科在古代的进步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但从中也产生了伪科学,即候气说。在对此历史初步探讨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历法和度量衡起于乐律的渊源所在,并解答某些人的质疑。

《春秋纬》成书考

《春秋纬》的成书,并无专门考证,论者多依纬书之成书定谳。然《汉书.李寻传》所及"五经六纬"之名称,及《后汉书.张衡传》所言纬书成于"哀平之际"说,尚存诸多悬疑。考证《春秋纬》中所引新"五德终始说",可以认定《春秋纬》当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后为之,由刘歆与精通图谶的民间人士合著而成。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但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该谱同时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以为王莽篡权服务,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刘歆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就力辩刘歆遍伪群经之说为虚妄,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却依然得出了该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其实,《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所谓"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

《七略》“互著”、“别裁”辨正

从古书流传与刘向、刘歆校书的具体背景出发 ,通过全面考察《汉书·艺文志》反映的《七略》中著录的同名书的情况 ,可以认定《七略》中存在的同名书是刘氏有意所为 ,这些书或因篇数不等而著录 ,或因内容不同而著录 ,不是同一书 ,所以《七略》中没有“互著” ;通过综合对比与具体分析《汉书·艺文志》中同名书以及《孙卿赋》、《贾谊赋》和《琴颂》等情况 ,可以看出刘氏校书加深了对书的内容的认识 ,在单行本的基础上 ,在对特殊关系的单行本和全本的处理时 ,采取了保留特殊单行本的做法 ,著录在《七略》里产生了我国最初的“别裁” ,这种“别裁”不成熟也不全面。

《西京杂记》非葛洪伪托考辨

葛洪《西京杂记跋》所言真实可信。《西京杂记》一书,确系刘歆草创,经后汉三国时期的漫长流传,至葛洪始编集成书。其文本内容虽然已非刘氏之旧,但此书作为补遗之作的史料价值,决不可轻易否认;前人关于《西京杂记》系葛洪伪托的论断,也根本不能成立。葛洪自觉整理保存汉代逸史的学术功绩,应该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

河洛谶纬与刘歆

河图、洛书传说在春秋战国以来久已行世,但对其内涵意义迄无明确说明。据现有文献考察,赋予其内涵意义以明确说明者实乃刘歆。刘歆的说明不仅赋予汉代谶纬以基本的思想内容核心,也奠定了汉代谶纬研究的基本意义理路框架。这是汉代谶纬研究的基本着眼点,必须给予足够的注意。

《西京杂记》伪托刘歆作补论二则

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为刘歆所撰,葛洪所编集;其二,葛洪所编集,并托名于刘歆。文章赞同第二种观点,对之作了补论:一、葛洪《西京杂记跋》于理不通、疑点重重,不可作为论证《西京杂记》为刘歆撰的依据;二、"辨《尔雅》"条与刘歆的小学观相矛盾,也说明《西京杂记》当为托名于刘歆之所撰。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山海经图”与《山海经》成书问题补释

西汉刘歆说《山海经》一书"出于唐虞之际",当"禹别九州,任土作贡"之时,从上古先民的石刻和后来的绘画资料看,这个说法当属可信。这些资料是先民传说的形像记载。在没有文字记录出现的传说时代,关于神灵精怪的历史记忆,或保存于口耳相续的传说中,或存留在其绘画(或雕塑)的作品里。这些震撼心灵的传说和绘画,就是在进入文明时代很久,也有存留。《山海经》一书结晶于这些传说与绘画,只是在汇集过程中加以文字说明及条理化而已。《山海经》的叙事系统是上古时代不断丰富补充的,商周时期是其资料丰富和补充的主要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观念表明,《山海经》的具体撰写与成书当在这个时间。关于"山海经图"的推测,为讨论《山海经》成书问题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参考。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分类理论应用于目录制作的国家。《七略》创立的六分法分类体系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 ;魏晋时期 ,一种新的分类法——四分法应运而生。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目录事业长足发展的时期 ,南宋目录学家郑樵的《通志·校雠略》着重探讨了图书分类理论 ,成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理论研究专著。清代乾嘉年间 ,章学诚总结了前人的成果 ,提出了“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目录编纂思想 ,对目录的分类方法。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 ,又为王莽新朝功臣 ,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 ,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 ,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 ,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 ,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 ;其与王莽之关系 ,于汉新禅代之作用 ,于王莽改制之影响 ,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

刘歆五德终始说与班固史学

刘歆创立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用以解说王朝更替与新朝的合法性。其五德相生说以木德伏羲作为＂百王先＂,由此构建了一套帝王系统;以伏羲为＂百王祖＂,大力宣扬了古文经学＂圣王同祖＂的思想;以火德汉朝上继木德周朝,视秦朝为闰朝,由此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于班固史学有重要影响,《汉书》的《律历志》、《郊祀志》、《高帝纪》、《叙传》等篇详细载录了刘歆的五德相生说;《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构建的自伏羲至刘汉的帝王系统,并且具体贯彻到志、表等的写作当中;《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宣扬的＂汉为尧后＂的思想,为刘邦建汉提供了合法依据;《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以＂五德＂言正统的思想,由此确定了历代正史以＂五德＂言正闰的做法,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

从刘向父子五脏配五行观谈《黄帝内经》

刘向父子的五脏配五行观是心配土说，这与西汉“国运”为土德有关，因此认为《黄帝内经》当是心配土说体系。东汉初改“国运”为火德，且东汉重文治，重视图书的整理编校工作，因而产生了与“国运”一致的包括《灵枢》、《素问》

从叙事视角看《西京杂记》原始文本的作者及写作时代

从《史记》成书到《汉书》问世,两汉历史叙事的视角,经历了由第一、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双重视角向单一的第三人称视角的转变,此后,《汉书》的叙事视角随同其他体例一起成为断代正史的定格,而《史记》及其续补之作的叙事视角,也相应地固定为西汉中后期特有的时代风尚。《西京杂记》文本明显的《史记》型叙事视角和选材取向,不仅与《汉书》以后《后汉书》、《三国志》等断代正史的叙事视角绝不相类,而且与《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博物志》、《搜神记》等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视角明显不同,所以其原始文本的写作时代,应该就在西汉后期。这一结论与考古发现对《杂记》内容的印证等其它证据相结合,说明葛洪关于《杂记》文本源自刘歆的说法能够成立。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