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京劝农使印》的重要历史价值

通过对海林出土的北京劝农使印形制及时代背景进行简述,初步探讨东夏国在海林地区的政权统治情况及城址特点。

浅议宋代劝农制度

劝农,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宋代的劝农,较以往朝代,进一步完善,不仅汲取了前人的劝农经验,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劝农制度。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反映劝农的檄文,诗歌,而且宋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劝课农桑,专门设置了相应的劝农官衔。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宋代农业的发展,进而为其商业的繁荣打下基础。本文将通过从宋代的劝农文、劝农诗入手,对宋代劝农制度进行简要探讨,并挖掘这一制度对当时宋代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两宋时期地方官员劝农问题新解

两宋地方官员普遍兼衔劝农。研究者对两宋地方官员劝农的批评与宋人相较并无二致,即认为地方官员劝农名不副实。材料上,研究者以宋人的批评为关键依据,未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宋人批评的内容、背景与目的。方法上,研究者仅就劝农而论劝农,仅作定性分析,未作定量分析,亦未从礼制(劝农的本质属性)的范畴探讨深层次的劝农问题。研究表明,宋人对地方官员劝农的批评有显著的时段特征,其主要目的是建立与完善劝农规范。自北宋始,地方官员将礼仪引入劝农职事,模仿与改造帝王耕耤礼而构建群体的劝农表现形式,顺应了自唐以来礼制下移的历史趋势。劝农表现形式中的劝农文兼具礼与俗二元特质,是地方官员认同帝王重农的政治文化、履职尽责劝课农桑、动员农民发展生产的结果。

北宋劝农司述论

北宋时期政府重视农业生产,劝农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劝农司是北宋创立并短暂推行的一种重要的劝农机构。劝农司的设立源于北宋真宗时期劝农政策的演变,最终因宋真宗的家庭影响与防御西北的现实需要而设立,具有执掌计度、农田与水利等农政职能。由于劝农司与转运司在农政职能上的高度重合而被省废,其后又因其他劝农职官“无劝导之实”而复立。北宋创设的劝农司制度虽然仅仅经历了真宗、仁宗两朝,但是设立劝农司督导农政的劝农范式被之后的金、元两朝模仿和发展,而劝农司也成为一种流行于北宋、金、元三个时期重要的劝农职官制度。

宋代劝农职衔研究

秦汉以来随着统治者对农业日益重视,逐步建立了制度保证体系。宋代的州县长官以及路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等都以“劝农”入衔。转运使、提点刑狱、一定级别的知州带“劝农使”衔,通判等带“劝农事”衔,知县带“劝农公事”衔就是这种制度保证的体现。通过对540余衔名实例以及80多篇“劝农文”的考察可以看出,宋代官员带“劝农”职衔后的任务是教化民众,不误耕时,察举官员,处理田讼,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这种制度的建立,在意识形态宣扬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在现实行政管理上的需要。

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宋代劝农之制起源颇早 ,其内容一是君王亲耕藉田 ,为天下率 ;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民众传递君王重视农事的信息 ,以达到劝勉诱导的目的。秦汉以后 ,随着帝制国家职能的不断理性化 ,劝农典礼日渐被纳入日常行政的范畴。至北宋 ,地方州县长官均以劝农使入衔 ,从此成为定制。每年春季二月出郊 ,作劝农文以劝诱农功 ,也成了地方长官的经常性职责。至宋代定型的劝农制度是中国传统“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的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 ,它对当时民众的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

《宝坻劝农书》与明代后期江南农学知识的北传

《宝坻劝农书》是中国古代记载农业技术最详实的州县级劝农文书,成书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明代,袁黄在宝坻任知县时,企图把家乡江南的农业知识引入到其所任职的北方宝坻地区。《劝农书》共八篇,从其中的田制、灌溉、粪壤三方面便可看出江南农学知识向宝坻的传播过程,江南农学知识一定时期内在宝坻产生了比较大的成效,却未能长时间维继,其原因既有袁黄个人的因素,也与南北地理环境迥异有关。

《告乡里文》:传统农学知识建构与传播的样本——兼与《劝农文》比较

徐光启的《告乡里文》是重农劝农政治文化的产物,体现了科学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多元交汇。《告乡里文》采用了《劝农文》的形式却赋予了《劝农文》新的内容,提出了应对水灾、恢复生产方面的具体技术措施,受到农民的欢迎。他与读者的关系是乡亲关系,这种关系较之于《劝农文》所体现的官民关系,更能为农民所接受。《告乡里文》中既有徐光启原籍和外地通行的"寻种下秧",也有外地传入的"买苗补种",体现了官府提倡和民间参与下的农学知识和技术的地域交流。《告乡里文》中由徐光启创造出的"车水保苗"技术是在旧有知识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延至《农政全书》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徐光启作为农学知识生产与传播者的继承与创新。

“劝农”——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评析

"劝农"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教育的重要方式,是农本思想、民本思想、教化思想、农耕文明的具体体现。并且,耕籍礼、劝农文、劝农官等丰富、多样的"劝农"方式使"劝农"思想得以有效实施。基于"劝农"思想与制度的现代意义,重构现代"劝农"文化、明晰现代"劝农"主体、创新现代"劝农"形式以及完善现代"劝农"机制尤为重要。

劝农文学: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体类

劝农文学与劝农政策、劝农行为相伴而生,源远流长。其文体众多,内容也超越了单纯的劝勉农事而触及民生民瘼和时事时政。劝农文学的千年演变和批评传播,一方面遵从文章体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适应和服务于劝农的特殊性,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意义,显示了文学由庙堂而乡野的下倾姿态。

元代农业管理的纲领性文件——《通制条格》“劝农立社事理条画”相关问题研究

农业是稳定政权的基础,元朝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相当重视,颁行了一系列重农政策和措施,这在《通制条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其中又以卷16《田令.农桑》“劝农立社事理条画”所载更为详实,给元代后期乃至后世的农业发展和农业管理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了《通制条格》“劝农立社事理条画”对元朝中前期农业所起的作用,成为元代农业管理纲领性文件的原因;并且还就这一时期蒙汉杂糅的二元体制对元代的农村、农民、农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晚清政府劝农桑、兴水利的重农政策

晚清政府沿袭清代传统推行重农政策,至同治、光绪时期,各省、府、厅、州、县纷纷成立各种常设劝农机构,劝农桑、兴水利,使全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元代劝农机构初探——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

黑水城出土的系列农业文书为我们研究元代劝农机构的管理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研究资料。据相关文献记载,元代的司农司、劝农司、监察机构、地方官吏和社等均负有劝农职责。其中,监察机构和地方官吏兼管农事是元代农业管理的一大特色。

从《劝农文》管窥宋代乡村经济社会

劝农文,顾名思义,就是由政府出面,发布一些有关农事生产知识的文字,这些文字大都短小精悍,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播,并以各种形式保存下来。当然,其中也会有一些官样文章,不过大都还是关于农事生产的。其形式有劝农诏和劝农令、劝种麦文、劳农文、劝农诗和耕织图等,内容也大都宣传农事活动知识,其宣传形式则有宣读、张贴和刻碑等。另外,劝农文对经济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移风易俗建立健康的社会风气也有一定的作用。

《坦山岩劝农记》考论

湖南省郴州市境内的《坦山岩劝农记》摩崖石刻是国内现存不多的南宋早期劝农活动文献,但学界围绕该石刻进行的文献整理和背景研究的工作尚有不足。在对该文献进行全面校勘、整理的基础上,考证其内容背景,分析其多个方面的价值,进而修正了地方志记载中与该石刻相关的某些错误。

试析武则天时期的劝农与科责

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无论对象还是惩罚的力度都与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常的劝农形式有别。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武则天将劝农与官吏考课联系起来,并辅之以严厉的监察,促使地方官员进一步向基层吏员和百姓施压,从而导致严厉的科罚。另一方面,武则天时期出现大量浮户,劝农与科责既是在民户逃亡后保证农业生产继续的手段,也是巩固劝农政绩、招徕户口归农的措施。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这一阶段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政府的"劝农"本质最终还是促使劝农官与基层农业生产管理日益疏离,劝农愈趋形式化。

湘南碑刻文化中所见地区治理模式——以宋代以来为例

宋代以来可考的湘南地区碑刻在涉及地区治理方面有着具体的社会指向功能,深入解读该地区所涉治理方面的碑刻,发现该类碑刻深刻体现了传统地区治理模式中遵从政治与文化的正统性的一面,面对地区具体问题时,呈现出因地制宜之政。面对官司诉讼时,体现非常清正廉明的一面。

劝农系衔——元代重农政策的制度体现

元代地方行政长官劝农系衔制度出现于元世祖统治后期,它是蒙古统治者重农政策在官制上的体现。元代劝农系衔制度对宋制多有参考借鉴,又在衔名、系衔官职、南北地域等方面有了发展变化。元代劝农经历了中央专职劝农使劝农和地方长官系衔劝农两个阶段,这种变化顺应了统治形势的改变,体现着劝农活动主导权由中央下沉到地方的趋势,同时也反映出农业仍然是地方治理的重心所在。

劝农教化情境下的元代农书

农书是对农业生产活动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提升,古代中国多系以农立国,故对农学著作十分重视,历代农书的规模也十分宏大。本文以元代为研究视点,对其农书数量众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其中三部具较大影响力的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展开进一步研究,对其价值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