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文化内涵

汉大赋文化内涵的最大特征即“劝百讽一”。这种特征的最终形成与原始创作意图可谓大相径庭。“劝百讽一”面貌的形成,究其原因是汉人对其时代精神风貌的用心展示,而整个创作是在文学理念与儒家思想的较量中进行的,最大的收获则是促成了人作为大自然主宰者的意识的形成与定位。

“劝百讽一”发微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刺讽谏是文艺的根本功能。西汉时期的辞赋创作,就是以讽谏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司马相如生活在汉家走向盛世的凯歌声中,凭借诗人对时代精神的特殊敏感,他意识到大汉盛世正向他走来,为此他创作了歌颂大汉天子声威和汉家盛世气象的《子虚赋》、《上林赋》,而他在理性上所接受的又是讽谏艺术观,这种文学观念使他在大赋结尾之处加上托讽之笔,由此形成汉赋“劝百讽一”的典型艺术结构。汉赋“劝百讽一”现象,反映了文艺理论建设落后于创作实践的窘困。直到东汉,班固才在《两都赋序》中提出可以用汉赋来润色鸿业的文艺新观念。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

自扬雄提出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看法后,代相沿袭,几成定论。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人以此来责备汉赋歌功颂德,华而不实。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汉赋很少有只“劝”不“讽”的,汉赋的最终着眼点始终在“讽”上。当然,在文字比例上,“劝百讽一”也是事实。但人们对于这一事实却缺少客观冷静地分析。“劝”多“讽”少格局的形成,一者绝非作家个人之过,二者也非文本本身之过,其成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作家身上。探究起来,这里面的内外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其中颇多合理因素,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因由。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也谈“劝百讽一”

前几天看到于春海于衍存两位老师写的文章《“劝百讽一”论析——对汉赋传统评价的再评价》(以下简称《再评价》),读来颇受教益。在这篇文章中两位老师独辟蹊径,对汉赋传统评价进行了剖析,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对教材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汉史的研究,提出了对汉赋作用新的看法,新的见解,这是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学习和借鉴的。 但是,我感到在这篇文章中,两位老师的观点虽新颖独到而论据却显得太单薄,也就不能充分论证它的成立。故此,我仍然认为汉赋对社会的作用具有讽谏作用,即“劝百讽一”

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伦理意向

关于两汉大赋,历来有一些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肇其端并具权威性影响的,是西汉的扬雄。扬雄长于辞赋,是汉大赋的模拟大家,晚年体会出汉大赋“讽一而劝百”的思想风格,以为汉人赋对于统治者行为的鼓励远胜于对他们行为的规劝。尔后,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提出异议,以为司马相如的辞赋虽然充盈着虚辞滥说,但宗旨归于节俭,这和《诗经》的讽谏没有什么差异,扬雄的“

从“兴观群怨”到“劝百讽一”——兼论两汉文学中的“美刺”说

美刺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艺理论概念,它的产生和发展呈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分明脉络。它萌芽于先秦,从《诗经》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都有朦胧的体现,到了汉代"美刺"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汉代的"美刺"说形成了一种"劝百讽一"的风气。

汉大赋“劝百讽一”成因考论

汉大赋巨丽侈靡，铺衍繁富，成为汉代文学的洋洋大观。这种文体包揽宇宙、巨细无遗，在西汉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汉大赋的规模结构自司马相如确立以后，得到了许多人的模拟仿作，赢得了上下一致的称扬褒誉。然而到西汉末年时，作为司马相如之后又一汉赋大家的扬雄，晚年却对此完全加以否定，将其贬为“劝百讽一”，不仅对自己早年的大赋创作一概否定，而且从根本上将汉大赋的价值也全部否定。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因为扬雄的批评不仅是对自我的反省，而且更是对西汉一代大赋创作的评判。那么，扬雄对这一文体的全盘否定，表面上是针对其“劝百讽一”的文学效果，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而且大赋这种写作格局的形成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呢？如果将这些原因探究清楚的话，不仅对扬雄的批评观点会有更深入的理解，而且对汉大赋的文学史地位也会有一个更加明晰的认识。

再论汉赋的“劝百讽一”

从汉赋的形成和发展、汉代统治者的接受心理和汉赋文本的形态等方面考察,可知审美娱乐性是汉赋最本质的特征。汉赋的"劝百讽一"并不是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效果不相一致,而是汉赋作家有意为之的结果。

“劝百讽一”——明清艳情小说与汉大赋结构类同问题初探

汉大赋和明清艳情小说结构极其相似,都存在"劝百讽一"的写作策略。前者"铺彩摛文体物",讲究感官物象的铺陈和华美词采的罗列;但在《毛诗序》的传统以及赋作者"见视如倡"的身份定位这两重压力之下,借重黄老之道的政治理想,为赋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后者对性心理、性活动进行了感官色彩强烈的描写,但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猛烈攻击和小说"劝善惩恶"的传统,却发展出"以淫止淫"的流行观点,并发展了三种结尾模式,分别在儒家思想和释、道二家思想那里得到支持。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交聘之礼与《七发》的章法及承传

枚乘《七发》以上古诸侯交聘之礼为依据,设置了"七介传命"的结构,先陈六事而终以道术,意在使览者归于有道奉守礼制。司马相如作为枚乘后学和同游,在不同环境下两次重复模仿《七发》形制而作《子虚》、《上林》,前者归于黄老,后者赞礼儒术,因时而异,使得铺张众物而结以学术的体式成为经典,此后又经儒家渲染,于是有了"劝百讽一"的诗学品格的追认。正因为辞赋创作被纳入儒家诗学体系,随着元成时代儒学垄断地位的确立,而出现了扬雄"毁赋"言论的发生。"劝百讽一"模式经过了从偶然产生、儒学确认,然后进入被儒学摈弃的境地,与西汉学术发展的格局一脉相承。

文化规划亟待“劝一讽百”意识

在改文风的问题上，不仅个人写的小文章存在改的问题，集群体之力而成的大规划，更需要改。 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为打赌汉大赋，以劝百讽一的文体、文风著称。劝百讽一，主要掻汉大赋几乎通篇全是对奢华铺张的美饰夸耀，最后来几句应当远离奢侈淫逸的讽谏，可谓夸张、渲染的篇幅占99%，劝戒、提醒的1%不到。这种劝百讽一的行文风格，在当今社会渐成大有市场之势。

改制语境与赋家劝谏的失效

两汉辞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在于赋家在结尾处的讽谏,常常蹈入西汉所形成的改制语境之中。其见解既不能独到,其学理又不能标新,并不能超出时人的政治见解,使得其卒章所显之志,更多接近于政治套语,从而使得汉赋的劝谏失去了针对性和有效性,被视为陈陈相因之辞。

试论《子虚赋》《上林赋》的艺术特征

《子虚赋》《上林赋》的艺术成就是①行文铺张扬厉,结构规模宏大,②词汇丰富华丽,描写形象细腻;③风格阳刚壮美,间以阴柔俊秀;④语言或整或散,音韵和谐悦耳.

孟子与“初唐四杰”

公元7世纪，有四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诗人，史称“初唐四杰”。他们不算孟学史上的大人物，但同样吸吮过孟子的思想营养，体察过孟子的生命情怀，为后人留下一组朴实无华的孟学史片段。四杰之中，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公元650—6767）可能年龄最小，且英年早逝，却排名第一，成就高于其他三人。《王子安集》有两篇文章提到孟子：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

论《春秋》笔法对中国古典诗赋“惩劝”论的影响

《春秋》笔法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古代诗论和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迄清,虽然不乏审美体验、个性情感的追求,但"美刺"、"讽谏"一直都是诗歌创作和诗歌品评的重要参考标准,充分体现了"《诗》与《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受"依经立义"意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汉赋的创作和评论也多围绕"颂扬"、"讽谏"入手,虽然他们褒贬殊异,入思理路却惊人一致:肯定者借助"讽谏"的理想功能来提高汉赋的地位,贬抑者则借助"讽谏"的既成实效来否定汉赋的价值,共同指向其"劝百讽一"的美学内涵。

汉大赋虚构性略述

汉大赋有一个基本的美学品格，即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所指出的“假称珍怪，以为润色”，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可称为艺术的虚构性。我认为，汉赋被今人称为足以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相俦匹的一代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力于这种艺术的虚构性，而它的劝百讽一、辞采惊艳的特征则是一个次要因素。

“讽一劝百”的出处

“讽一劝百”的出处《辞源》（修订本）“讽一劝百”条引：“《史记》一一七《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扬雄晚司马迁百余年，杨雄评论司马相如的文字怎么会出现在《史记》中呢？再查“劝百讽一”条，又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