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劝进文中“正名”思想论析

劝进文是群臣劝权臣接受赏赐或皇位的应用性文字。其内容多是赞美被劝进者的丰功伟绩,为其受赏或上位寻求依据。但同时,劝进文中天地祥瑞的陈列以及天下不可一日无君等表述,也表现出传统士人的正名意识。这是传统儒家正名思想和现实政治影响的结果,也是时人劝进的重要目的之一。

刘琨《劝进表》与两晋之交政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分裂时期,特别是西晋灭亡的前后,更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阶段。刘琨当时身为晋朝的并州刺史,没有屈从于刘聪、石勒等人的强大武力,而是率兵抵抗汉赵政权的军队。但是随着洛阳长安相继沦陷,晋朝失去了中原,刘琨被打败也丢失了并州,在斗争失败,失去晋阳以后,刘琨前往幽州段匹磾处避难,并在此时向当时已经在江东称制的晋王司马睿劝进,并且不是单独一人上表,而是与此时尚忠于晋朝的北方实力派联合劝进,留下了有名的《劝进表》。但是,关于《劝进表》的上表人、《劝进表》的版本尚有一些疑问,所以本文将进行辨析。同时,本文也结合当时的政局,对上表人的历史背景予以考察,以史论文,探究《劝进表》的历史价值和内涵。

从劝进表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劝进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劝进现象时有发生，劝进表是整个劝进行为中必不可少也是最重要的一环。通过研究现留存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劝进表，能够看出当时的劝进现象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以天道命数、历代贤主、乱世时局为理由为登基行为正名，二是从功绩、德行、出身、图谶等角度为劝进对象颂名、三是表明臣子的忠诚立场以及体现劝进行为的众望所归。

中国古代劝进之“稳定”心态论

劝进主要是指古代臣子在帝王继位前所行之劝即位行为,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中较常见现象。因种种原因,前人于绝大多数劝进评价均不高,常认为那是臣子为谋个人之功名利禄而向帝王示忠、阿谀奉承。不容否认,这种心态在劝进中确实存在,然更多时候,劝进者是出于所信守的儒家思想,出于维持国家稳定而行劝进。这在劝进中"安社稷""正名位""应天意,顺人心"等话语,以及对被劝进者功德之陈述等许多方面体现出来;即使谋私利这一点,也与其求稳定目标一致。纵观中国历史上诸多劝进行为,很多确实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作用,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着重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对《文选文研究》中“劝进表”的几点补充

李乃龙先生的《文选文研究》对《昭明文选》诸多文体进行了详细解读,见解精妙周瞻。其对“劝进表”的分析,笔者认为尚有可补充之处。分别从劝进表的定性与定义、后世劝进表必备四要素、劝进表的历史发展三方面分析,可以获得对劝进表更全面的理解。

沈炯“勸進三表”與“文人之偉者”的成立

侯景之亂後期,沈炯代梁軍主帥王僧辯撰製了勸進湘東王蕭繹(後來的梁元帝)的“勸進三表”。《陳書》“史臣曰”予沈炯以“文人之偉者”的評價,正與“三表”的寫作直接相關。通過考察沈炯任職“書記”的作爲,分析“三表”關於傷亂、頌聖、權宜定都的書寫,並結合梁陳時代“文人”“文學”的實際,可知“文人之偉者”具有以下兩方面的内涵:第一,沈炯發揮了文人“成務”的才幹,以撰製勸進表、盟文等戰時文書的方式介入政治、參與時代,其文章承担了經緯軍國大事之用。第二,致用之文本身辭情俱佳,“三表”運用典麗的形制和豐富的故實,痛陳變亂對蕭梁的刺激,渲染蕭繹的事功而諱言其不堪,並不失時機地提出建都之議,是梁陳時代“申紓性靈”以外的另一種富有生命力、感召力的文學。沈炯的個案背後彰顯了文人之“學”與“用”及其文學史意義。

从《世阿弥传书》到《匠明》:能乐观演空间尺度体系的传承与演变

本文以日本传统能乐艺术的集大成者、能乐师世阿弥的传书为研究对象,从他在室町时代(1338—1573)前期对能乐观演空间的言论中分析、总结出世阿弥对能乐观演空间设计尺寸的原理性认识。其后,将世阿弥的设计尺寸理论与江户初期成书的建筑技术书《匠明》中对能乐观演空间的设计尺寸的规定进行比较,考察两者之间的变化。最终,总结了江户时代(17世纪初)对室町时代能乐观演空间尺寸体系的继承以及演变。

魏晋碑刻善拓过眼之一

魏晋书法璀璨夺目,是对魏晋风度的一个绝佳展现。今天我们若从帖学与碑学的角度来考量魏晋书法的话,此时之碑学显然不敌帖学,但凡书史上赫赫有名者诸如皇象、钟繇、索靖、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