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劝进表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劝进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劝进现象时有发生，劝进表是整个劝进行为中必不可少也是最重要的一环。通过研究现留存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劝进表，能够看出当时的劝进现象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以天道命数、历代贤主、乱世时局为理由为登基行为正名，二是从功绩、德行、出身、图谶等角度为劝进对象颂名、三是表明臣子的忠诚立场以及体现劝进行为的众望所归。

对《文选文研究》中“劝进表”的几点补充

李乃龙先生的《文选文研究》对《昭明文选》诸多文体进行了详细解读,见解精妙周瞻。其对“劝进表”的分析,笔者认为尚有可补充之处。分别从劝进表的定性与定义、后世劝进表必备四要素、劝进表的历史发展三方面分析,可以获得对劝进表更全面的理解。

沈炯“勸進三表”與“文人之偉者”的成立

侯景之亂後期,沈炯代梁軍主帥王僧辯撰製了勸進湘東王蕭繹(後來的梁元帝)的“勸進三表”。《陳書》“史臣曰”予沈炯以“文人之偉者”的評價,正與“三表”的寫作直接相關。通過考察沈炯任職“書記”的作爲,分析“三表”關於傷亂、頌聖、權宜定都的書寫,並結合梁陳時代“文人”“文學”的實際,可知“文人之偉者”具有以下兩方面的内涵:第一,沈炯發揮了文人“成務”的才幹,以撰製勸進表、盟文等戰時文書的方式介入政治、參與時代,其文章承担了經緯軍國大事之用。第二,致用之文本身辭情俱佳,“三表”運用典麗的形制和豐富的故實,痛陳變亂對蕭梁的刺激,渲染蕭繹的事功而諱言其不堪,並不失時機地提出建都之議,是梁陳時代“申紓性靈”以外的另一種富有生命力、感召力的文學。沈炯的個案背後彰顯了文人之“學”與“用”及其文學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