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功利主义视角下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的应用与挑战

伦理功利主义是一种后果导向的伦理学理论,追求以幸福最大化为核心,充分考虑行为的长远影响。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中,该理论主要应用于3个方面:伦理审查监督、流程、内容。然而,在实践中面临着效用计算的困难与主观性、个体权益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平衡、评估决策的长期影响以及全球视野下的国际合作等挑战,由此,提出完善伦理审查政策规则、结合国际经验完善伦理审查制度和加强公众宣传教育等治理对策。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伦理功利主义仍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因此,本文就伦理功利主义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中的应用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综述,以期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作为道德衡量标准的“功利”——从休谟到约翰·穆勒的英国功利主义批判研究

英国伦理学自寇德华斯、霍布斯以后,道德的来源和评判标准成为两大焦点问题。本文系统考察哈奇森、休谟、斯密、塔科、边沁、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关于道德评判标准问题的解答困境,并围绕困扰功利论者的三个重要问题展开:一、功利主义如何解决不同快乐之间的冲突?二、作为评判标准,“快乐”是否足以用于解决个体和社会间的利益冲突?三、作为道德标准,“快乐”能否有充分的“约束力”促使人们合乎道德地行动?尽管功利主义未能就上述问题提出圆满的解决方案,但它的理论并不会因此而失去意义。每种学说各有其优势与不足,功利主义的原则虽切近实际,但并非全是真理,我们对之应审慎取舍。

海萨尼对规则功利主义的康德式辩护

海萨尼借鉴康德伦理学的理性、法则、自主和普遍性等观念,并结合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资源,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规则功利主义理论。在为这种规则功利主义的优越性进行辩护时,他批评了以黑尔为代表的康德式行为功利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康德式义务论,认为前者缺乏“自发的协调效应”且易于破坏权利和规则,而后者对“最大最小值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道德应当”理论的论证既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海萨尼认为,康德式的规则功利主义能够克服行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上述缺陷,从而是更加合理的替代选项。海萨尼的理论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建设自主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三重批判

在正义理论中,为了证成“公平的正义”,罗尔斯自始至终都把功利主义作为主要的理论对手和批判对象。罗尔斯创造性地将功利主义分为古典功利主义、平均功利主义和有限功利主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与两个正义原则相对照,通过展现“公平的正义”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完成对功利主义的全面批判。罗尔斯对三种不同形式的功利主义批判的理论力量逐渐减弱,尤其是有限功利主义对“公平的正义”构成了难以消解的理论压力。“公平的正义”要想完全取代功利主义,必须寻求更加充分的理由。

改进新时代学校教育科研中的“功利主义”的思考与对策

现行的学校评价及教师职称评价的政策设计掀起了学校教育科研的“新热潮”,但由此带来的学校教育科研“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新时代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科研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科学、理性地反思学校教育科研的“功利主义”倾向,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引领新时代学校教育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准则功利”抑或“行为功利”?——兼评西方新旧功利主义道德理论

准则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围绕行为的功利标准等问题展开了长期的理论争论。两派的争论打破了元伦理学此前的一统天下,推进了当代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但这只是功利主义伦理学同一理论谱系的内部争论,它没有也不可能超出旧功利主义的传统理论基地。唯物史观在深刻揭示、批判功利主义理论之资产阶级道德意识形态本质的同时,在正确理解的功利基础上,实现了对新旧功利主义的理论超越。

马克思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及其伦理归属

功利主义的缺陷,一是将一切关系归结为功利关系,二是将个体主义的自私自利者设定为人的标准形态,三是在功能上沦为替现存事物辩护。尽管如此,依然有人将马克思归为功利主义者,其理由主要是马克思追求的目标是每个人的幸福生活,他诉诸功利论证来判定行为的正当性,并以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评价人类活动。反对者则认为,马克思注重多重价值,而非只关注人的快乐,功利也不可能通约量化,并且非功利主义也可以考虑行为后果,因此马克思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然而,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以及反对将马克思归为功利主义者的理由,均只能证明马克思不是快乐论、幸福论或偏好论的功利主义者,但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依然可归为理想的消极功利主义。

两种功利主义比较

历史上的功利主义以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与共产主义道德的革命功利主义最为典型。功利理论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这两种典型形态之间存在着批判继承的关系。由于二者运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立足于不同的理论高度与社会基础,因而有很大差异。下面从理论基础、道德原则、道德评价三个方面剖析其区别,采取的大致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方法。

论毛泽东的功利主义伦理观

论毛泽东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窦炎国中国当代伦理思想的演变，以及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一个基本的思想前提，即毛泽东伦理思想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因此，正确理解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和实质，不仅是一个具有...

试析新功利主义演变的内在逻辑

功利主义曾经是西方盛行的政治理论,随着时代的变革和其他现代政治理论的冲击,功利主义由盛转衰。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新功利主义的不同派别,其经历了行为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直接功利主义、间接功利主义等理论派别的修正,并在多次的辩论与反省中实现了理论与理论、理论与现实的博弈,但仍没能摆脱理论上的弊端。

中西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

中西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黄书光“功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一词是由１９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ＪｏｈｎＭｉｌ，又译穆勒）首先使用的。他是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具有功利主义思想倾向的教育家则可溯源至西方古希腊和中国先秦。中西...

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源头与实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有其丰富的理论源头。一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研读到的包尔生在改造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基础上所倡导的目的论的个体自我实现论;二是《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共产党人在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运动中代表着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价值观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三是列宁的“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以及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得到了遵循,这就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主张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概括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 ,毛泽东进而提出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功利主义。在当代 ,毛泽东的功利主义论理观进一步体现在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 ,不仅为中国道德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前途 。

道义与事功的统一——陈亮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再研究

面对南宋秩序重建的两大主题,陈亮摆脱了理学形而上思维下的道器分离论,认识到本质与现象是通过人的主体实践构成辩证统一关系,提出“道赖人以存”的政治哲学观,把对必然性的追求转向人之实践本性的发掘中。通过重新诠释孟子的性命之说,陈亮从人心之同欲的角度联接起欲望和道德的鸿沟,“仁”的实现要通过主体操存其心达到,从而确立其“公私相附”的政治正当原则。为了保证政治实践中社会道义与民众利欲的一体而成,君主就必须“交修而用”君道和师道,从而使道义与事功在公利中得到统一。

道德困境中的功利主义:述情障碍的决策假象(综述)

述情障碍是一种以情绪察觉和表达困难为特征的人格特质,在经典道德困境范式中常被检测出和功利主义决策偏好正相关,这一结论也表明述情障碍和道义论倾向负相关。加工分离法和CNI模型范式能够区分并同时测量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倾向,采用这两种范式的系列研究表明高述情障碍的道义论倾向显著减弱,而功利主义倾向和正常群体差异不显著。道德困境决策是认知推理和情感反应竞争的过程,情绪直觉系统一方减弱或激活不足,另一方的认知推理过程就更可能率先进入决策通路。高述情障碍人群的情绪唤起和情绪意识受限,难以形成快速有效的情绪直觉反应,对无辜伤害的道德规范不敏感,导致道德困境中道义论决策意愿偏低,并非功利主义决策倾向增强。

浅析穆勒功利主义幸福观

“幸福”是西方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约翰·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对幸福的概念作了进一步澄清,他将幸福视作快乐的体现与痛苦的解脱。这里说的“幸福”或“快乐”并非指代动物层面的满足与愉悦,而是特指人类所能体验到的幸福与快乐。幸福是可欲的,它自然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目的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这些具体的幸福目标又成为人们获取幸福总量的有效工具。道德,关联苦乐,其价值在于带来幸福,应视为幸福的重要部分并进行实践。穆勒认为,每个人的幸福对于个体而言,都是无可替代的“善”。同样地,当我们将视线投向整个社会,公众的幸福便成为了一种集体的、更为广泛的“善”。他倡导通过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合理的分配机制,让更多的人分享到幸福的果实,并将其视为最大幸福原则。

功利主义的教育局限性及对我国高校功利化的启示

功利主义作为西方政治哲学中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对近代教育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二十世纪以来,功利主义经历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并随着全球化进程流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教育观发起冲击。在我国教育的视域下,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值得探讨,并对当下我国高校功利化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奥·威·施莱格尔对启蒙运动功利主义的批判及其悖论——以《启蒙运动批判》为中心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是早期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启蒙运动批判》一文中对功利主义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悖论。一方面,他认为启蒙运动所鼓吹的理性多具有实用目的,由于将无法解释之事归为迷信从而使自然世界沦为一部单纯的机器;此外,他还指出功利主义对中世纪荣誉观的侵蚀,在此基础上较为反动地批判了现代社会印刷业的发展,通过维护中世纪构建他心目中反功利的价值观念。但另一方面,通过将艺术自决与人的自为经自由概念连接起来后,施莱格尔又在无功利的基础上建立了浪漫派实现艺术教化的功利目的。在施莱格尔的表述中,无功利性本身又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

功利主义视阈下前科连带责任的反思与规制

当前法律规范和社会观念中残留的前科连带责任,从形式上体现了我国历史遗留的封建连带责任制度。在风险化社会的背景下,以天生犯罪人理论为依据的血缘连带责任主义无法满足犯罪预防的现实需求。其实质在于功利主义观念的异化,即将人视为实现社会效用的工具以促进整体社会净余额的增长,却忽视了具体个人间的实质平等和社会利益的内部分配公平。对此,需要遵循自由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促使我国司法制度更加合理、公正、平等。结合我国犯罪附随后果肆意扩张的实际,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严格限制犯罪记录查询程序,是公平的正义原则指导下消除前科连带责任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