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轻罪立法符合我国当下法治体系建设的趋势,完成劳教制度废除遗留下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指导下,通过设立轻罪解决部分罪名“口袋化”的司法困境,适应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以促进我国刑法朝着“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轻型犯罪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不利后果,在轻罪立法的背景下,前科报告制度给犯罪人打上标签,不利于其重回社会、再就业,轻罪犯罪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平等的价值需求和保障机能的要求,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具体构建上,可学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经验,明确轻罪记录封存的对象、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困境、成因与建构

随着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如何兼顾未成年人的惩罚与教育是解决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的必修课,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帮助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接受社会再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制度构建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上均存在缺陷,其成因主要来源于立法、实践、以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从扩大适用范围、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强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等方面入手。

功利主义视阈下前科连带责任的反思与规制

当前法律规范和社会观念中残留的前科连带责任,从形式上体现了我国历史遗留的封建连带责任制度。在风险化社会的背景下,以天生犯罪人理论为依据的血缘连带责任主义无法满足犯罪预防的现实需求。其实质在于功利主义观念的异化,即将人视为实现社会效用的工具以促进整体社会净余额的增长,却忽视了具体个人间的实质平等和社会利益的内部分配公平。对此,需要遵循自由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促使我国司法制度更加合理、公正、平等。结合我国犯罪附随后果肆意扩张的实际,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严格限制犯罪记录查询程序,是公平的正义原则指导下消除前科连带责任的有效方式。

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问题反思与完善

未成年人是我国发展重要的后备军。未成年人由于不成熟,很多时候做出犯罪行为都并非出自其本意。建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能够有效减少犯罪记录对其生活的影响,彰显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还存在封存认定标准单一,封存决定主体不明确,有权查询主体不明确、查询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本文拟通过提出针对性完善建议,提升这一制度的效力为加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尽一份力。

规范解释与路径整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

对未成年人实行犯罪记录封存是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实现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举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封存主体标准不一、封存内容和范围过窄、查询主体不明确、查询制度执行不规范、缺少法律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等疑难问题。2022年出台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廓清了部分问题,但仍有很大完善空间。对此,应当统一规定封存决定主体、封存义务主体、封存内容及范围、相关概念的含义等内容,形成规范层面的共识。设置犯罪记录封存的特殊程序规范,建立监督程序和追责机制,实现封存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同时,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消解就业、资格考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存在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的限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已有十余年,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一直在积极推行实施该项制度,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尽管取得一定成效,对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升学、就业等方面权利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客观现实,特别是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基于现行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状况来看,封存效果并不够令人满意。因此,基于实践效果加强反思,完善现行封存制度,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或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法治保障的应有之义。

轻罪立法背景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无差别的前科报告终身制使得罪犯在重返社会后依然被贴上“犯罪标签”,影响回归社会。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活动着力于增设“轻罪”的政策背景下,现有的前科报告容易导致犯罪标签泛化,有悖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及时构建轻罪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当前,应当界定犯罪记录封存范围、明确适用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明确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效力,建立以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为主体的二元启动程序,调适其与社区矫正执行中存在的矛盾,从而实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平衡。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多维思考——兼对《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解读和评价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和提升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仍存在以下不足:语言文字不规范,法条设计不严谨,查询规定有漏洞,责任细化有缺陷,具体实施有障碍。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做到:修改现行法,制定特别法;增加救济途径,补充责任承担;正确适用“双重保护原则”,建立犯罪记录“区分封存制度”;做好与前科消灭的衔接与过渡,实现犯罪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最大化。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检视与现实进路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逐年上升的背景下更为凸显,2022年“两高两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正趋向全面化与细致化。囿于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加之未成年人成熟化的社会趋势,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制度启动方式单一、制度审核决定主体模糊、封存范围与社会发展存在不适应性及查询程序限定条件的缺失等问题,难以完全保障罪错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增加了犯罪记录泄露的风险,无法适应司法发展的需要。对此应以全局视角审视封存制度流程,通过增加当事人依申请启动方式、严格限定法检作为制度适用审查决定主体、对现行“五年”刑期标准进一步细化、设置制度考验期、严格限定申请及查询封存信息主体等方式,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机制做精细化、层次化完善,最终保障恢复性司法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反思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立法探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历经孕育萌芽、试点先行、正式确立和深入推行四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体系。其立法具有以下特点:顶层设计、多类结合、部委协同,确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封尽封”原则,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性质。该制度经过三十年实践,已获得良好社会效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尚未完全与国际立法接轨,借鉴他国立法经验不够,我国立法自身存在缺陷。推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科学立法,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开阔国际视野,经受实践检验,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犯罪记录附条件封存制度构建

随着积极刑法观的倡导,轻罪在我国刑法罪名体系中有扩张趋势,因犯罪所产生的附随后果对犯罪人再社会化具有严厉的限制性,故在此背景下探讨我国犯罪记录附条件封存制度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从轻罪入刑的现实出发,具体探讨了犯罪记录所产生的附随后果、我国现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域外相关制度与我国犯罪记录附条件封存制度的路径构建。

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安排与实施机制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司法改革的产物,是限制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开的措施之一。为保障制度的顺畅运行,我们应当消除刑事法律与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的冲突,由终审法官依职权启动封存程序,同时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并构建以民事责任为主、以刑事责任为辅的责任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记录与前科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封存与消灭的内涵亦颇具差异,故不可混同使用"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总体方针与原则的视角考察,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帮助犯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功能。但目前的制度设计中,适用范围过窄、查询主体泛化、封存程序过于原则、法律效力较为模糊、责任追究与救济措施缺失,已然严重影响了封存机制的实践效果,阻碍了该制度预设功能的实现。应当以封存决定进入判决书为起点细化适用程序,严格限制查询被封存犯罪记录的主体资格,明确封存的法律效力,构建违背封存义务的责任追究与救济机制。

社会排斥理论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改革

在实践先行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对于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能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目的。但是,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设计的立法考虑与实践情况来看,存在着为"封存"而"封存"的特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重心应当是消除社会排斥,而不是单纯的保密或隐瞒犯罪记录。同时,犯罪记录有其积极意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还需要考虑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保护的平衡。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反思与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保护未成年人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共安全的关注。但是,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在理念指导层面,存在无条件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最大化的错误倾向和对犯罪记录封存本身寄予过多希望的问题;在制度具体设计上,不仅存在规定过于粗糙、配套措施尚未跟上的弊端,而且对公共安全与未成年罪犯利益权衡不够科学,对未成年罪犯康复与犯罪记录封存之间的联系亦缺乏必要的关照。未来在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应当避免错误理念的不当指导,克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最大可能实现既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又保障公共安全的双重目的。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

在满足法定的犯罪年龄和刑罚程度条件的前提下,无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属于何种性质的犯罪,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是初犯、偶犯还是再犯,亦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有无认罪、悔罪表现,其犯罪记录都应毫无例外地予以封存。行为人跨越18周岁前后实施犯罪的,如果其中成年时的犯罪行为轻微,对于包含未成年及成年两个年龄阶段犯罪行为在内的犯罪记录予以整体封存,可以较好地体现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应当扩大解释到包括定罪免刑、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从最大程度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特殊保护的角度出发,各个司法机关在自己职能对应的诉讼阶段结束后,应当及时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本部门保留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卷宗材料予以封存。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效力具有持续性。犯罪记录封存机关在审查有关单位据以要求查询的"国家规定"具体内容时,应当注意这些规定是否与《刑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的未成年犯罪记录报告免除义务制度相冲突。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实行封存制度,这是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美德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工作机构、实施程序、封存解除与消灭等方面进行考量,以解执法办案之困。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现有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小、主体不明确、程序模糊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限制犯罪记录流向社会公众的思索与实践——以江苏某基层法院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试点为样本

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功能是限制犯罪记录公开,确保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资料只在公检法司机关内部流转,避免因犯罪记录外流而引发社会公众对未成年犯的非规范性评价,形成"标签效应"。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未明确具体操作程序。江苏某基层法院在犯罪记录封存试点工作中引入听证程序等做法成效显著,为进一步研究和推动形成科学规范的封存操作规程积累了有益经验。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践考察与未来走向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在立法上确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如适用对象范围过窄、启动方式单一、与我国一些法规存在冲突等问题。为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利益,从适用范围、启动方式、与其他法规的适配性等方面提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修改建议。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应是中国现行制度的未来走向,需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对其过渡方式作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