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立法理论中的功利计算

边沁在探讨了伦理中的功利计算后,继而将这种计算方法运用到立法领域中。功利计算向人们展示了通过量化实现科学立法的努力,这一早期的方法成为后来经济分析法学重要理论渊源。虽然功利计算是建立在伦理学理论基础上,经济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二者的学科基础不同,但是正如哈特教授所表述的一样,边沁伦理学的具体应用,实际上是以经济学家的方式在应用。

大数据功利主义计算逻辑中的“道德囚徒”

由边沁所创的功利主义在内在逻辑上要求进行“善好”计算,历代功利主义伦理学家都不得不面对计算量过大、难以做到不偏不倚、计算公式复杂等诸多问题。大数据技术与功利主义在本质与运行逻辑上相通,大数据技术为功利主义计算疑难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功利主义则为大数据提供了价值组织结构,并为其使用的扩张作出了道德辩护,二者合力构成了功利主义的新形态--“大数据功利主义”。但这种结合在解决计算疑难的同时消解了人类道德实践中的偶然性,且由于功利主义对“个人分离性”与“个人完整性”的忽视会将被数据裹挟的人变为“道德囚徒”。因此,功利主义的困境仍不能仅仅依靠增强计算能力得以解决,必须另觅出路。

马克思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评:一场虚拟对话

近来很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和边沁一样是一位古典功利主义论者,这种论断实际上无法成立。从总体上看,马克思认为古典功利主义是一种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护的保守性学说,但密尔式精致的古典功利主义论者则争辩说,古典功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提出尖锐批评的激进学说。针对密尔式精致的古典功利主义的这一回复,马克思则认为,精致古典功利主义的批评仍然只是立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对自身的批评,它实际上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之外去反思它自身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旧学生:1949年前后法律教育断裂中的延续——以上海法律学生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在史学领域,1949年往往被塑造成文化断裂的鸿沟,难以跨越,在法律教育史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法律教育史当中缺乏关注的法律学生群体于1949年前后,在多样化心态之下做出抉择,或去往港台,或去往国外,但大部分选择坚守大陆。对于选择留守大陆的法律学生,他们的抉择有政治理想、功利计算等多种因素考量在内,抉择的考量因素也影响了他们留在大陆以后对于时局的因应方式。一方面,新旧法律学生共同进入1949年以后,这一形式注定了新中国与民国法律教育之间无法拒绝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1949年后对民国法律教育存在吸取有益经验和汲取挫败教训的现实需要,亦是一种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