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能性产业政策——从WTO“绿箱”政策看我国的产业政策取向

功能性产业政策是一种既符合WTO规制要求 ,又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WTO的“绿箱”政策就是这种产业政策安排的典型体现。其基本特点是 :非专向性、非贸易扭曲性。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是我国入世后政府政策的必然选择。

论公共政策功能性视角中民主党派调研课题的选择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最为重要的一项职能,而搞好课题调研则是参政党履行职能和提升参政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与源泉,与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关系重大。要做好课题研究,首先要做好选题工作。本文根据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对象主要是公共政策问题这一特点,突破了过去民主党派一贯采用的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法律等行业划分进行选题的思路和范式,提出应该从公共政策功能性视角对民主党派的调研课题进行选择,有效提高调研报告的质量。

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地方政府“五年规划”的证据

本文利用地方“五年规划”政策支持信息和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发现: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并通过增强企业的创新协同效应、市场开拓效应以及行业竞争效应等机制产生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相比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更能够推动企业创新,并且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得出,高质量营商环境不仅能够提升产业政策的创新产出效应,而且能够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丰富了营商环境对产业政策和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为推动产业政策与营商环境协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双积分”政策能否促进新能源汽车实质性创新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逐渐从早期的选择性政策过渡到功能性的“双积分”政策,以构建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以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从非汽车制造企业中匹配出对照组,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双积分”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双积分”政策显著激励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实质性”创新行为;(2)“双积分”政策同时也激励了“策略性”创新行为;(3)这种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显著,对非国有企业未造成显著影响,而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研发投入都显著促进了“实质性”创新;(4)地区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企业规模可以平衡这种异质性的影响。因此,政府应继续完善“双积分”政策,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引导,对市场水平较弱的地区给予针对性的支持。

产业政策需助力产业强国

产业政策调整应遵循“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弥补市场缺陷,强化功能性政策,优化选择性政策,兼顾政策协调性,实现共赢国际化”等原则。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竞争力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目的,而对产业、企业、要素等实施的干预。这种干预包括引导、鼓励、支持、协调、促进或限制等行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战略目标、主要任务与以往已有很大不同,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产业强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产业政策该做怎样的调整,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发展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调整思路

2016年以来,中央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总结梳理中国过去30年所实施的产业政策不足的基础上,将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与中国各级政府所出台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当前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出现各地区盲目发展人工智能和产能过剩的局面。要想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需要对产业政策进行三方面调整。第一,尽量不要制定明确的量化目标,尤其要避免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目标直接挂钩,以防引发不同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风险。在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时,可以采取“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模式,让不同地区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第二,加大对人工智能关键领域基础性研发的支持力度,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第三,尽快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减少对项目审批、目录指导等直接干预手段的使用,转而注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产业政策:不是存废,而是转型

产业政策有不同的类型,如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硬性产业政策)、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软性产业政策)等,我们当前需要研究和面对的问题,不是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而是需要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我国1987年引进产业政策时以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为主,后续对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做了详细规定,通过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办法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这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在追赶阶段、在技术路线既定的条件下取得了成效,但并不能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很难实现我们在创新驱动阶段所要追求的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效率的目标,因此必须加快产业政策转型。首先,要认真总结30年来执行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处理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要充分吸取中外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成果,制定更好的产业政策,解决好市场失灵情况下的诸多问题;再次,政府要改变行为方式,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增强市场功能、强化竞争方面多下功夫。

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

林毅夫、张维迎2016年关于我国"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的争论,是一个无法证伪的"信念之争"。产业政策有不同的类型,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产业政策,而是更好的产业政策。通过对日本经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历史的分析,阐述了产业政策的两种类型: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讨论了我国引进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演变轨迹。根据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论说了产业政策转型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三去一降一补",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

中国产业政策的特征及转型分析

产业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而选择性产业政策往往体现出政府过度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的特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其激励不足、阻碍创新和维系行政垄断等弊端逐步显现出来,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长期增长。因此,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业政策应该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形成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互补的公共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局限在市场失灵和社会服务领域,政策手段由直接干预向市场监管和间接引导转变。

产业政策批判之再批判与“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

以产业政策无用论和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说为代表的产业政策批判,由于混淆了产业政策理论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与产业政策实践的具体性和丰富性、面向历史的实证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与面向未来的诊断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和边界,而对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形成误导。不应以中国过去产业政策的效果不显著、无效或负效应而否定产业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以及未来通过改革和调整而提升中国产业政策积极效应的空间和可能性。产业政策的本质就是要通过结构性的或歧视性的措施适度干预市场结构和价格来解决市场本身不能有效解决的外部性问题、多主体协调问题和系统失败问题。中国的产业政策研究亟须超越"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形而上讨论。

实施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的政策体系研究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迫切需要调整当前产业政策模式,以功能性产业为主来构筑实施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的政策体系。在这个政策体系中,市场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的作用是增进市场机能,扩展市场作用范围,并在公共领域补充市场的不足,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实施制造强国战略需要政府从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等方面积极作为。

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与我国产业技术政策转型问题研究——兼论“竞争中性”与公平竞争原则的差异

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我国由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变过程中,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当前,学术界关于"竞争中性"的研究成为热点,这一概念和公平竞争概念相比,后者的外延更为广泛,采用公平竞争作为改革的指导原则更为全面。当前,我国产业技术政策对公平竞争造成负面影响,一是企业发展政策方面具有明显的大企业优先特征,客观上造成了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二是从技术创新政策角度看,相应的补贴和政策优惠不断加大,对企业之间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正常竞争秩序形成显著干扰;三是从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看,长久以来形成了体系化的规模优先发展策略,阻碍了企业之间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对此,应该加快我国产业技术政策转型,一是加快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二是清理现有产业技术政策,制定合理期限,保证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存量功能性产业政策逐步退出;三是加快完善公平竞争政策体系;四是以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为依托,逐步解决国有企业特殊化问题,落实"竞争中性"原则。

中国产业政策的反思与转型取向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不使用产业政策,也没有哪一个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国家是不使用产业政策就获得成功的,有效的产业政策对追赶型国家的成功必不可少,更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巩固甚至进一步强化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领先与优势地位而不使用产业政策的。在当今世界的发展中,产业政策无处不在已是客观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重视运用产业政策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时下对我国来说,要不要产业政策是个伪问题,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真问题。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在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实施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借鉴二战后日韩产业政策转型的成功经验,着力从产业政策目标、模式、手段、绩效评价等方面,分析论证我国产业政策转型取向,并明确指出我国需要强化产业政策,加快推进产业政策转型。

如何调整新时代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调整应遵循＂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弥补市场缺陷,强化功能性政策,优化选择性政策,兼顾政策协调性,实现共赢国际化＂等原则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竞争力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目的,而对产业、企业、要素等实施的干预。这种干预包括引导、鼓励、支持、协调、促进或限制等行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对拉美公共设施部门规制政策的思考

在上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倡导的自由化改革中,拉美各国的公共设施部门的放松管制与私有化改革大多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从而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灭,也重新验证了传统理论中关于公共部门具有自然垄断特征,而不能简单放开的基本判断。从理论上看,公共设施部门由于其自然垄断性与规模经济性,因而难以简单的推行市场化改革,而传统的国有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又容易导致其运营机制的僵化。因此,借助拉美的经验,探索自然垄断性所导致的政府规制与市场化改革所要求的放松管制之间的均衡,并借助产业政策手段,提出利用功能性产业政策,提升公共设施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等观点。

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选择性”抑或“功能性”政策?

"选择性"和"功能性"政策在运作机理和实施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新能源汽车不同的成长阶段对于"选择性"或"功能性"政策的需求不完全一样。将新能源汽车产业示范推广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应用新能源汽车A股上市公司以及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数据,从政策效果的显著性、敏捷性、稳定性三个维度分析了"选择性"和"功能性"政策实施效果的变动特征。研究结果发现:随着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从前期进入中、后期,在政策效果的显著性方面,"选择性"政策效果逐步下降,"功能性"政策效果则稳步上升;在政策效果的敏捷性方面,"功能性"政策相比"选择性"政策的滞后效应更明显;在政策效果的稳定性方面,"功能性"政策相比"选择性"政策的效果要相对稳定。在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的现阶段,要以"功能性"政策为主,"选择性"政策为辅,在"功能性"政策方面,要加大"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双积分"等政策的实施力度,在"选择性"政策方面,要以"税收优惠"为主,"购置补贴"为辅,逐步加快"补贴退坡"实施的节奏。

以目标引领推动产业政策转型

迈入新发展阶段,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政府需不断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现实机制与公共选择理论基础,结合2007—2020年全国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压力与功能性产业政策强度存在“倒U形”关系,适度目标引领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但过度的经济增长压力将对功能性产业政策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压力对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引领作用需具备一定的地方财力基础和市场发育基础,且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功能性产业政策在经济增长高压下持续发展。

如何有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基于产业政策与财政体制适配性的视角

激励型财政体制增强了地方政府对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依赖,降低了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的积极性。财权配置激励地方政府依赖选择性产业政策,激发了地方政府做大本地生产性税基的动力。事权配置以属地化管理为主,功能性产业政策的上级事权被分解为地方事权,责任主体、执行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中央政府整合市场的手段呈现碎片化和部门化特征。转移支付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落实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效果有待强化,横向转移支付体制机制尚未健全,跨区域实现功能性产业政策协同的效果需进一步彰显。为此,建议以事权划分改革为主线,辅之以财税体制和转移支付改革,推进事权高阶化和实体化,建立健全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发挥更高层级政府协调区域间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职能,形成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协同落实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激励约束机制。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产业政策转型研究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质量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路径选择。创新生态系统与功能性产业政策存在内在统一性,而适度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创新生态系统也具有动态一致性。因此,建立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体,适当兼顾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产业政策体系是适应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必然选择。

对我国产业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

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产业政策这一概念。但是,人们对于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存在着不同看法,各国在具体做法上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澄清产业政策的基本概念,明确产业政策的职能和内容,确立产业政策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对于建立我国新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