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与私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对比分析——来自跨国并购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我国企业根据所有权性质划分为国企与私企,在引入制度质量、文化异质性等反映国家软实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采用泊松计数回归模型,对我国国企和私企2010—2013年间对各国跨国并购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研究国企和私企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影响因素的不同,并从东道国类别的角度深入探讨国企OFDI与私企OFDI的差异。结果显示,在全样本模型中,国企OFDI和私企OFDI均偏好投资于制度质量较好且未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和东道国自然资源也会促进国企OFDI流向该经济体,而私企OFDI则还受到中国向东道国的出口的正向影响以及文化异质性的负向影响。在将东道国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国企OFDI和私企OFDI所受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皆发生变化。

跨国并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实现途径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有两条途径 :新设投资和跨国并购。跨国并购已经在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在我国加入WTO后跨国并购在我国的发展是必要的 ,结合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现状 。

跨国并购世纪之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热点

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界风云变幻,掀起的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首先出现在美国,接着波及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1991年全球跨国并购销售值为862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21亿美元,1995年已达2294亿美元,1996年全球跨国并购案件共达5540亿美元,交易总值高达2750亿美元,1997年交易总值突破3400亿美元,占据了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位.呈现出与从前不同的新特点:

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绩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文章以2012—2020年全球208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绩效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研究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路径呈“U”型变化,跨国并购绩效在其中充当调节变量与门槛变量;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特征。据此,应强化对外直接投资驱动能效、发挥跨国并购绩效正向调节作用、释放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绩效潜在政策红利,以期推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能力提升。

跨国并购趋势与我国对外投资对策

9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并购出现高潮并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开放,怎样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使企业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摆在理论界和实业界面前的现实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最近几年跨国并购发展新趋势和产生动因,并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研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管理工作涉及到资金筹措与资本投放两大战略的制定。为了实现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跨国公司筹资战略是按成本最低化、经营风险极小化 ,公司财务结构总体最佳来运作的。在投资战略上 ,针对不同的国情、产业、产品 ,在并购与创建之间做出最恰当的选择 。

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

一、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研究的文献回顾与分析对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海默(Stephen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阿利伯(Robert Aliber)和格鲁贝尔(Herbert Grubel)的引导效应理论,巴克莱(Buckley)和卡森(Casson)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John 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格瑞(Gray)

政府隶属程度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动机偏好的影响

政府隶属程度差异是跨国公司所有权异质性的重要形成因素,进而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体现不同的动机和行为,本文基于多类别逻辑回归模型,以中国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交易为观察样本,实证检验了2006—2015年间政府隶属度对中国跨国公司的传统自然资源密集型和技术资源密集型海外企业寻求动机的差异影响。结果显示,政府隶属度越高的跨国公司倾向并购同时兼具自然资源密集和技术密集特征的目标企业,其中对于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企业有更强的意愿,实现其配合服务国家战略与安全的需要;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政府隶属度较低的跨国公司则更倾向于并购技术密集型的海外公司,以追求企业核心竞争力快速提升。

商务部：上半年我国跨国并购占对外投资1／3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近日在复旦大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表示，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给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但我国“走出去”步伐加快，上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4亿美元，同比增长48．2％，其中跨国并购额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路径分析——基于文化差异、交易成本和投资动因的综合模型

从文化差异、交易成本和投资动因3个方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路径进行了分析,运用独立样本检验和逻辑回归方法对中、德投资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投资者选择的FDI进入模式和经营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并购和合资模式下的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以及绿地投资和独资模式下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增加。指出:企业应对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外部交易成本进行权衡,结合FDI的投资动因正确选择投资模式。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决策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证明,最优的进入方式决策非线性地受到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当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弱时,新设投资是最优方式,然而当竞争激烈时,将选择跨国并购。

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的经验研究

日本是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尤其在欧美市场占有率较高,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就遭受了来自欧美国家的大量反倾销制裁,由此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其出口产品价格,从此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迅速下降。但是,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成功地规避了反倾销制裁等贸易摩擦。随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方式和措施的日益成熟,日本遭受的反倾销调查越来越少,跨国企业也对日本经济发挥了越来越广泛的作用。目前,中国也面临大量的反倾销制裁,日本规避反倾销引致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对我国有很多的借鉴之处。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中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大关,在发展中国家位居首位,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时代。通过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目前已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这一新的论断。中国要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必须着力培育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积极拓展多元化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大力发展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

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及效应分析

本文根据WTO多哈发展议程的有关要求,将金融服务贸易放到投资这一框架中进行考虑,分析了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发展的动因,并通过与制造业相比较的方式对其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得出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经济效应可能为正,而政治效应几乎为负的结论。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跨国并购交易中的角色与作用——以中联重科并购CIFA为例

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访谈法,研究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在中联重科并购CIFA案例中的角色与作用。研究表明,在这笔并购交易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并购前、并购中、并购后很好地扮演了信息中转站和交易中间人的角色、现金池子和财税顾问的角色、企业整合人的角色,根据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高质量发展及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国际化提出了对策建议。

生产率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借鉴演化博弈理论探究企业通过OFDI“走出去”时的跨国并购方和标的方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对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利用Hotelling模型构造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博弈模型,讨论两类企业OFDI进入方式决策在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变化之下的变迁机理。研究发现:当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生产率差异较小时,市场达到两类企业都倾向于跨国并购策略的演化稳定状态;当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较大时,企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对其OFDI进入模式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或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与综合实力强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战略,而另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绿地新建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即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因其所属的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问题及对策

作为“走出去”战略核心内容之一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几年来呈现出投资加速、规模不断增长、投资方式不断创新、投资区域覆盖面广泛等特征,但同时也反映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区域结构发展失衡、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足、面临较多国际政治风险等问题。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我国在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还需要从完善产业结构、优化区域配置、着力提升跨国企业竞争力等方面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而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