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征关税及订货提前期影响下的跨国供应链零售商订货决策

在贸易战中频繁加征关税会给国际贸易带来极大冲击。在加征关税和市场需求不确定的背景下,以需求预测误差与提前期相关的线性函数这一假设为前提,分别建立了美国零售商与中国和越南制造商的订货模型,通过仿真分析加征关税与提前期对零售商收益的影响,探讨受加征关税政策影响的零售商在两个跨国制造商间的采购决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商可通过压缩提前期减小加征关税的影响,不同程度的关税对应不同的提前期压缩阈值。另外,探讨了两国制造商的批发价格因素对零售商决策结果的影响。该研究可为中国制造商制定应对加征关税之策提供指引。

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及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中美两国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启示

文章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报道的回顾,分析了近期中方对自美国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对两国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对于加征关税对美国农业的影响在测算结果上存在一些差异和分歧,但鉴于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特殊重要性,美国国内普遍认为加税对其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和农户福利的负面冲击是巨大的,甚至有可能动摇美国农民对于政府和总统选举的支持。这一方面表明美国国内对于农产品加征关税的普遍忧虑;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中方以农产品作为反制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中方应当在坚持现有策略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渠道,保障国内农产品供应的稳定;加紧对贸易摩擦影响的科学量化评估,力争把反制措施对国内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中美贸易摩擦双方木质林产品加征关税的经济效应

基于2012—2017年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数据,首先采用Armington替代弹性模型估计中美木质林产品在对方市场的替代弹性,然后将替代弹性引入SMART模型测算中美双方木质林产品加征关税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木质林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可替代性高于美国木质林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可替代性;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木质林产品的贸易损失大,但福利损失小;中国木质家具、纸和纸板、木制品等加工型产品的对美出口面临出口大量减少威胁;随着美国加征关税的逐步实施,加征关税的贸易效应逐步显现;中国对美国木质林产品加征关税结构仍有优化空间。为了减少中美双方木质林产品加征关税引发的不利影响,必须寻找出口替代市场、降低可替代性、优化加征关税结构、加快实施“双循环”战略。

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运用冲突研究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加征关税已经成为国家间贸易摩擦的重要形式。自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增加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额度,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也更加多样化。美国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主要分为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保障措施和国家安全例外三大类型。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运用存在长期冲突,根源在于美国加征关税立法上确立的美国法优先原则,这将对今后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阻力。

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木座椅出口的影响——基于产品层面的微观计量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般性的Rotterdam需求系统模型,以家用木座椅为例分析了美国产品层面进口需求的结构性特征,并评估了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实际效果。美国真实进口总支出每上升1%,对中国和越南的产品需求量将分别增长1.07%和1.02%。中国产品价格每升高1%,则自身需求下降0.98%。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的作用机制是加税传导为加价,进而以消费者可见成本的升高抑制进口需求。而对越南的贸易转移作用,基本上来自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市场悲观情绪带来的间接利好。据模型估计,美国加征25%的关税导致中国产品需求量直接降低24.4%,相当于每月减少进口27.3万件,年减少量超过300万件,与现实情况符合程度较高。在没有更多干预政策影响的前提下,中国占50%、越南占40%的市场格局将会得以持续。

全球视角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福利影响——基于服装业的局部均衡模拟分析

基于2017年全球服装产品生产与贸易的有关数据,利用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从全球视角实证考察美国加征关税在行业层面的福利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对华服装产品加征关税具有比较显著的贸易破坏效应,但由于贸易偏转效应,中国服装对欧盟、日本等第三方市场的出口将有所增加;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加征关税对美国服装产业的救济效果非常有限;第三,美国对中国服装产品加征关税导致美国社会净福利损失要远高于中国社会净福利损失。研究结论对如何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美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影响分析

美国宣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这对中国的出口会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将通过量化模型,从价格弹性角度出发,寻找商品出口金额增速与价格增速之间的关系,来判断商品出口量增速对价格增速变化的弹性。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加征关税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GTAP模型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贸易保护手段层出不穷,其中,加征关税是最具代表性的手段。其农产品在加征关税的清单中被数次提及,必将会影响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因此,本文以中美贸易之间的农产品关税为切入点,选用GTAP模型,根据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状况,设置了4种不同的情景,评估目前已实施和可能实施的贸易政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为相关行业提供有益参考。

加征关税下中国对美出口集装箱运输需求研究

本文通过美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先对各行业加征关税的占比进行计算,然后利用各种数据对各行业出口价格弹性、价格累计效应以及对产业链波及的影响进行测算。考虑到集装箱运输时的各种真实情况,利用集装箱生成系数法以及产业链的波及效应进一步测算集装箱运量的影响。然后根据2019年的真实数据与本文测算结果进行对照,进一步确定本文研究的可行性与准确性。最后提出应对建议。

加征关税下的跨国供应链决策及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讨论加征关税视角下的供应链决策及补贴策略问题。基于本国制造商、分销商与国外进口零售商所组成的三级跨国供应链,分别讨论了政府不补贴、政府补贴下的供应链决策,研究加征关税和补贴对供应链的影响,并分析保持产品销售价不变补贴策略(I)、保持制造商利润不变补贴策略(II)及社会福利最大化补贴策略(III)的效应。结果表明,加征关税导致产品销售价增大和本国企业批发价、供应链各企业利润及社会福利的降低,但政府提高补贴使得产品销售价减小和供应链各企业利润增大,而社会福利随着补贴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随着加征关税税率及补贴的增大,供应链更多地表现为补贴的作用,补贴能有效减小加征关税的影响。在较低关税税率下,策略(III)激励产品出口作用显著,但政府补贴支出过高;策略(II)相较策略(I)激励效果更显著,但补贴支出更大。在较高关税税率下,策略(II)更能激励制造商出口,策略(I)以较低的补贴支出激励制造商出口,更有利于维持国际市场稳定。

加征关税、出口变动与雇佣决策调整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结果显示2018年加征关税并未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显著冲击,由于抢运和预期性囤积,出口量反增10%,企业并未因此扩员,而是延长人均工时增加劳动投入,并带动工资上涨。2019年随加征关税的冲击凸显,出口量明显下滑,但企业并未普遍裁员,而是缩减人均工时并削减其他用工成本,导致工资和非现金形式的福利同步下降,后者贡献度超42%。加征关税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质量而非就业数量上。

美国加征关税如何影响了中国产品出口

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基于2017—2020年HS6位编码细分产品月度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加征关税降低了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质量,美国关税每提高1%,中国对美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约0.56%;异质性分析显示,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输美消费品、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和质量较低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更大;美国的拟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也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相对于实际加征关税而言影响较小;中国产品的出口流向及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对东盟国家出口的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但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产品质量没有变化。

加征进口美国苜蓿关税对我国奶牛养殖业影响的评估——基于对5个省36个养殖场的调查

苜蓿被称为"饲草之王",是饲喂奶牛养殖的优质饲草。美国是我国最大的苜蓿进口来源国,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2018年7月6日,我国对进口美国苜蓿加征25%关税,导致了国内市场苜蓿价格大幅上涨。文章对5个省36个养殖场实地调查发现,加征关税3个月以来,进口苜蓿价格上涨32%,国产苜蓿价格上涨20%左右,苜蓿价格上涨带动全国每千克生鲜乳成本增加约0.08元,对东部沿海地区牛场影响相对较大,对西北地区牛场影响较小,大型牛场受影响较大,对种养结合和中小牛场影响较小。文章提出了发展国产苜蓿、拓宽进口来源和降低物流成本等建议。

美国降息与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研究

本文结合2019年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首次降息以及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事实,运用一个包含名义价格黏性与抵押担保约束两类摩擦的两国DSGE模型,研究美国降息与加征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发现:美国降息主要源于需求的负面冲击;该冲击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外溢效应,但整体影响并不显著;金融摩擦将放大这种影响,使中国实际GDP和投资分别下降0.33%与0.7%。相对而言,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比降息政策更加明显。美国降息与加征关税两者叠加导致中国实际GDP和投资下降1.4%与2.6%。

中美相互加征进口关税对东盟的增加值效应——基于重构全球价值链关系的视角

中美相互加征进口关税的持续性和复杂性既让双方贸易关系面临不确定性,也通过价值链影响两国与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其中,在RCEP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东盟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势必受到影响。通过梳理中美相互加征进口关税的时间线,采用“假设抽取法(HEM)”构建中美中间品被税和中间品产业被税四种情景,重构全球价值链关系,可以发现东盟从中国被税产品中的增加值效应要远远高于美国被税产品;美国倾向于在中高技术产业限制中国参与价值链;美国对中国加征进口关税影响最大的是东盟各国的14产业,而中国对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影响最大的是东盟各国的15产业;东盟各国各行业增加值效应差异甚大。为此,中国应处理好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的关系,积极拓展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重视中国—东盟价值链关系,加强合作机制的建设。

中美加征关税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已逾两年,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就中美加征关税影响的绝大部分研究结论具有较高一致性:加征关税会对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加征关税有害于中美两国福利水平,无助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无助于美国制造业就业回流、无助于实现更公平的贸易格局;加征关税恶化了全球贸易形势并对第三国产出溢出影响,具体方向取决于受影响国贸易结构及其与中美在特定产业的竞争关系。在回答中美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影响谁更显著,人民币贬值是否有助于缓解关税短期冲击,以及加征关税是否对全球多边格局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等方面,国内外学者依然存在争论,成为后续持续研究的主要方向。

加征关税下的我国大豆进口航线运价结构突变特征测度模型

就2018年7月我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前后的主要航线运价结构突变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构建加征关税的我国进口大豆主要航线运价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选取测度指标并借助SVECM构建了我国进口大豆主要航线运价结构突变测度模型,利用2015-2020年6月期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加征关税改变了美国大豆进口量与美国和巴西航线运价的长期负向均衡关系,尽管美国航线运价负向关系得以维持,但是与巴西航线运价的关系已变成正向均衡关系.加征关税在短期内对两条航线运价冲击效应由负向变成了正向.加征关税对美国和巴西两条航线的运价波动贡献了15%-20%的效应.实证结果对于船东、大豆贸易或加工企业应对加征关税事件及时调整航线运力、采购和租船等决策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贸易战下中美水产品贸易政策调整及趋势预测

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已实施多项水产业促进措施,以减轻渔业和渔民的收入损失,其中《水产品贸易援助项目》对水产品出口进行直接援助补贴。中美互相加征关税背景下,美国提高或降低补贴标准将对中美水产品贸易产生哪些影响?本文设置了三种不同的贸易政策情景,运用GTAP模型剖析不同情景下中美水产品贸易变动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加征关税会对中美水产品产量影响较小;对中美水产品贸易产生抑制作用,并给双方的社会福利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且美国的社会福利下降程度高于中国。加征关税情景下,美国会增加对其他市场的水产品出口,贸易转移效应明显;而中国水产品出口保持贸易顺差态势。如果美国以高标准补贴水产品出口,将提升美国水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在国际市场上美国水产品将对中国水产品产生替代影响。

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出口企业的生产动态视角

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的加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较大的外部不稳定因素。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失业率调查&2019年专项调查》所得的企业样本数据,以美国对华实行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关税清单为例,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出口企业的生产动态角度考察了关税加征信号与关税加征政策实际落地对我国对美出口企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受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预期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的产量比内贸企业产量的提升幅度更大,同时,在这些对美出口企业中,处于关税加征行列的企业产量的提升幅度更为明显;(2)2018年下半年以及2019年上半年关税加征政策的实际落地在总体上并未对对美出口企业的产量产生显著影响,但却对位于关税加征行列企业的产量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由于不同省份政府支持政策不同,浙江省对美出口企业的产量上升最为明显。

中美贸易摩擦实际关税加征的测算及其影响——基于细分产品数据的研究

基于中美贸易HS6位码细分产品贸易数据以及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关税加征清单,本文测算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对美HS6位码细分出口产品实际关税加征幅度及其产业影响。文章结果显示,2018年、2019年中国输美产品承担的加税总金额为540.63亿美元,税率平均增加了5.22%,其中,计算机、电子元器件、家具、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等产业的关税增加额较大。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关税加征对国内上下游产业的涟漪影响,发现关税加征对电子元器件、金属制品、批发等产业的上游涟漪影响较大,对汽车整车、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等产业的下游涟漪影响较大,为制造业生产活动提供辅助的服务业、科技创新相关的服务业受涟漪影响较大。文章的结果表明,由于产业间的涟漪影响,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所有产业都承担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增加,尤其是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