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不平衡的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分析

论文使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探析1993-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不平衡的动态变化,并通过对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进行空间和收入来源的二重分解,分析这种变化的空间和收入来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不平衡程度总体上趋于下降,但自1998年以来下降幅度很小。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之间的农村居民收入不平衡是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其次是这四大区域内部的不平衡。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是导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不平衡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家庭经营性收入。

基于修正加权变异系数的电力调度公平性指标

根据电量预测的偏差、机组少发电量及被核减的合同电量对电量完成率的影响,分别定义了修正后的合同电量完成率;借鉴经济学领域中的修正加权变异系数,用修正后的电量完成率,从单纯的只考虑电量完成率与考虑各机组之间年度合同电量差异的电量完成率2个角度,构造了基于修正加权变异系数的合同电量执行公平性指标,并以某省2006年直调电厂发电量数据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这2个公平性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合同电量完成率、完成电量的分散程度及调度机构对合同电量调度的公平程度,并能够得到从年度开始到某时刻的合同电量完成情况及调度执行的公平度,可以指导调度机构在后续月份中更好地实现公平调度。

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法的陕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研究

近些年来,陕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明显,尤其是以能源化工为基础的陕北经济快速发展与陕南经济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文中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这一新的分析方法,对陕西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做了对比分析,并得出陕西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及产业成因——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二重分解

科学准确地测度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并辨明其成因,已成为焦点研究领域之一.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二重分解方法,分析了2009—2016年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变化过程,并从贫困县域和非贫困县域角度进行了县域类型和三次产业成因的分解分析.研究表明: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明显改善.县域类型内不平衡对总体不平衡起主导作用,县域类型内的产业发展差异是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第二产业所起的促进作用远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但其对于贫困县域和非贫困县域发挥作用的机制存在差异.

基于加权变异系数分解方法的河南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1990年到2007年,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在逐步拉大.使用加权变异系数分解人均GDP的方法来研究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认为造成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三次产业的地区差异.在对三次产业进行分解后研究其对地区差异的影响时,发现第一产业对河南省经济差异几乎不起作用,造成地区差异的关键因素是工业和新兴第三产业的差异,其中工业的年平均贡献率将近40%,是导致河南地区差异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缩小河南省地区经济差异的关键在工业和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上.

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和产业分解

以人口加权变异系数,采用山西省2006—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从山西省、地级市、县级地区三个空间尺度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产业来源的双重视角解析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及原因。结果表明:(1)山西省区域经济总差异呈阶梯状下降,地级市内部经济差异对总差异贡献三分之二以上,地级市之间经济差异处于次要地位;(2)2010年开始煤炭价格下跌引致的山西省第二产业整体下滑是全省经济差异缩小的主要原因,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3)2008开始运城、太原地级市内部第二产业差异极速下降,2010年后大同、吕梁地级市内部第二产业差异保持高水平,以及近十年太原、阳泉、大同、吕梁地级市内部第三产业差异逐步增加均直接影响着全省经济差异的大降缓升变化趋势。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新趋势及成因——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测度及其空间和产业二重分解

本文使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析了2001—2009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变化过程,并运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解析导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的空间原因和产业原因,以及二者的耦合作用。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以2004年为转折点呈现出先持续较快上升,后平稳缓慢下降的变化过程。影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最主要原因是四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其次是四大区域内发展不平衡,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四大区域间的产业发展差异大于其各自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就产业而言,工业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最大,其次是其他服务业和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影响在增强。

修正加权变异系数:度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有用指标

本文提出了用于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修正加权变异系数计算公式,并且从数学上证明了修正加权变异系数具有类似于基尼系数那样的良好度量性质。与基尼系数相比,修正加权变异系数具有计算简单、容易理解的特点。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修正加权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中权系数的确定问题。

变异系数加权法在评价高校学生成绩中的应用

文章对高校学生评价中惯用的加权平均方法进行了反思,结合实际情况,运用变异系数加权法,突出了个各评价指标的相对变化幅度,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新的加权方法,它兼顾了每个指标原本的重要性也缩小了每一次实际情况的不同产生的差异情况两个方面,结合算例我们也能看出改进后的加权平均对学生更公平合理一些。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分解与影响因子分析

基于保序主成分评价法从五个方面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HQED)水平,然后分别采用Dagum Gini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平方对HQED水平差异进行空间、结构分解,探讨影响因子。研究结论:对于HQED水平,京、沪、津依次稳居前三,三大地区整体上逐年提高,从东向西递减,八大综合经济区也逐年提高,东部、南部沿海稳居前二,西南、西北地区较落后;新冠疫情对HQED水平影响较小,但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HQED水平具有聚集效应,地区差异较大但具有下降趋势;从结构分解看,结构优化对HQED水平差异贡献最大;经济增长对HQED水平的解释力最强,其次为结构优化,协调共享最弱但依然超过86%,而人均GDP解释力超过92%,基本可代表HQED水平。

中国省域新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分析

发展新经济是中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文章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61项指标的中国省域新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加权变异系数、Moran's I等方法揭示了新经济发展的时空演进态势。研究发现:新经济呈稳步发展态势,相对于新产业,新业态占新经济的比重更大。新经济发展的高值区主要集聚在东部地区,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经济发展的高地。新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化主要表现为四大地区间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间发展环境差异是四大地区间新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四大地区内部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新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化具有重要影响,四大地区新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来源具有异质性。

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统计测度及潜在产出分析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实施,正确认识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和潜在产出水平,有利于推动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实现海洋经济向高质量转型。本文以三大海洋经济圈为基本空间单元,以海洋三次产业为基本结构单元,采用劳动力加权变异系数法的空间分解和结构分解,测度2006—2019年我国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程度,进一步分解区域差异变化的结构效应、集中效应和综合效应;采用Hamilton回归方法估计沿海11省市的海洋潜在产出,进一步对比分析各省市海洋经济潜力实现和变动情况。研究发现,2006—2019年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圈区域差异呈下降态势;其以区域内差异为主;区域内差异的波动大于区域间差异;区域总差异贡献度排名从大到小依次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区域总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差异的变化均主要来源于集中效应;沿海11省市海洋产出缺口比例曲线可分为类“n”型、类“u”型和类“一”型;2012年以后海洋产出缺口比例的变动幅度相较之前明显减小。研究得到创新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海洋领域区域一体化和增强海洋经济发展韧性等相关建议。

芜湖市秸秆资源利用与还田养分输入量空间差异特征分析

了解研究区域秸秆资源现状和秸秆还田养分输入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能够为协调秸秆养分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农业化肥减量增效提供决策依据。本研究以芜湖市2019年主要秸秆(玉米、水稻、小麦、棉花和油菜)为研究对象,通过作物种植面积和秸秆养分含量测算出单位面积秸秆全量还田下氮、磷、钾养分输入量及其加权变异系数,明确芜湖市秸秆还田养分输入量的空间分布及差异特征。结果表明:芜湖市主要秸秆氮、磷、钾养分资源总量分别为12223、1747、23404 t,各县(市、区)养分资源总量的分布表现为无为市>南陵县>鸠江区>湾沚区>繁昌区>弋江区>镜湖区;芜湖市单位种植面积秸秆可收集量为5.63 t·hm^(-2),其中玉米最高,达到了13.71 t·hm^(-2);芜湖市玉米单位种植面积秸秆还田氮、磷、钾输入量分别为126.16、20.57、161.81 kg·hm^(-2);芜湖市单位种植面积秸秆还田氮、磷、钾输入量的加权变异系数为0.1375,为中等程度变异,其中鸠江区和南陵县与其他县(市、区)的空间差异较大,空间分布差异最大的秸秆为玉米秸秆,其加权变异系数显著高于其他作物秸秆。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成因分析

长江经济带覆盖我国11个省市,其区域协调发展是地区经济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及原因,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共12个城市,分析2008—2019年相关数据,运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法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协调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空间和产业的不平衡性是导致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进一步使用系统聚类分析法研究长江经济带不同时期产业的发展特征,发现农业在2012年表现出其独特的基础性;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产业在2016年异军突起;住宿餐饮行业在2019年呈现下滑趋势.

注空心球多梯度钻井气侵快速识别分析

为研究注空心球多梯度钻井中分离器位置等关键参数对气侵识别时间的影响,文章考虑多梯度钻井参数、井筒与地层间能量交换对井筒内混合流体的物性参数、气液两相流的瞬态传热过程与流动规律的影响,建立了多梯度钻井瞬态气液两相流新模型,研究了不同多梯度参数对气侵识别时间和井底压力的影响规律,并对在不同影响因素条件下的气侵时间进行了无量纲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空心球体积分数、密度或分离器级数条件下,溢流量和井底压力变化包括“线性分布”和“指数分布”2个阶段;在不同分离器位置条件下,溢流量和井底压力变化包括2个“线性分布”阶段和1个“指数分布”阶段;指数阶段中钻井液池递增速率显著增大可以作为气侵识别的早期信号;0.8 m^(3)溢流量作为气侵监测的阈值时,空心球体积分数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溢流量变化规律作为气侵早期监测的依据会更准确;分离器数量的影响程度最小。该研究成果可以为注空心球多梯度钻井的早期气侵监测提供理论参考,对下一步的井筒压力有效干预提供重要依据。

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明显的地区经济差异,且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尺度分析了2000—2014年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福建省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而相对差异在不断缩小,且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因素中,产业结构、投资水平、工业化程度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工业化水平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财政收入与市场购买力估计参数在空间计量模型中均不显著。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总体优于其他模型,即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既包括邻近地区经济本身,还包括周边地区的相关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视角下的新疆区域经济差异分解研究

区域经济差异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三次产业结构的视角,运用加权变异系数对1995年以来新疆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产业分解。研究发现,1995—2009年新疆第二、第三产业的加权变异系数明显高于人均GDP加权变异系数,对总体经济差异起着明显的"上拉"作用。通过三次产业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分析发现,第二产业差异对新疆总体经济差异的年均贡献率达73.5%,表明第二产业差异是造成新疆总体差异的关键因素,提出了缩小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建议。

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成因分析

为了找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产生的原因,从而促进辽宁省县域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利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和锡尔系数方法从产业因素和空间因素两个角度对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三次产业的层面来看,第二产业是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第一因素,第三产业是第二位因素,而第一产业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最小,而且还在不断下降;从空间层面来看,地区间差异和辽南地区的内部差异是影响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决定因素。

发达省份区域不平衡发展动因探析——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计算广东省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个区域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对该省2001～2011年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变化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并探析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原因、产业原因和它们的耦合效应。结果表明，2001～2005年，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2005年后呈平稳下降趋势。广东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首要动因是四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其次是四大区域内不平衡发展。在产业方面，四大区域间产业发展差异大于各区域内的产业发展差异，工业对广东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最大，其次是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影响有增强趋势，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邮电业的影响则呈下降趋势。

中国农村消费区域之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以理论界对消费结构、消费区域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基础,构建消费区域评估指标体系,以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结构为分析重点,使用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法对消费区域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并对五类区域采用地区份额、加权变异系数、跨期替代弹性三种方法进行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非常显著,并且在1998年前呈现收敛趋势,之后逐渐转变成发散态势,消费的区域差异1993年以后一直呈发散趋势。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今后一段时期还要继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这是政府、企业、居民共同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