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浙江省交通可达性时空格局研究

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1996、2004、2012年路网数据,借助ArcGIS网络分析功能,采用基于城镇综合发展水平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探讨浙江省综合交通网络中节点城镇可达性及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1996—2012年,各城镇可达性均出现不同程度提高,彼此间联系趋于紧密;2城镇可达性存在空间分异,且提升幅度各异,均衡化趋势明显;3城镇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大,逐渐向以"四大都市区"为中心向四周递增的"∏型"多级空间结构转变。总体上来看,城镇可达性变化及空间格局演变体现了区域统筹发展的战略要求。

城市机场枢纽可达性及均衡水平分析与评估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纲要对推进综合交通发展、优化交通布局提出明确要求,其中更是对2035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提出九大指标,其中便包含了中心城区至综合客运枢纽半小时可达率的要求。文章通过对上海市机场枢纽的可达性及均衡水平进行分析,结合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与可达性差距指数(MA G)找出交通网络中的不足,旨在为交通运输相关部门进行交通规划与资源分配时提供决策参考。

中欧班列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可达性的影响研究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中欧班列开通后两国双边贸易额不断攀升,对两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中欧班列国内沿线城市与哈萨克斯坦各州域为研究对象,构建经济潜力与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模型,量化中欧班列国内沿线城市与哈萨克斯坦州域间的可达性。结果表明中欧班列使中哈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减少90.6%,经济潜能平均增大15.08倍,促进了中哈两国的可达性。中欧班列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可达性改善作用存在差异性,对国内沿线城市可达性促进作用强于哈萨克斯坦各州域,国内地区中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改善程度呈内陆向沿海、北部向南部递减的特点,西北地区的经济潜力得到明显改善;哈萨克斯坦州域改善程度呈由东向西递减的地域特征。

兰新高铁对沿线城市可达性及经济潜力分析

为研究兰新高速铁路开通前后对沿线地区可达性及其经济潜力产生的影响,以期对兰新高速铁路的进一步发展与布局以及对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结构布局提供参考,本文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及经济潜力模型,选取高铁开通前后的时间节点对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并分析兰新高速铁路开通前后对沿线节点城市可达性及经济潜力的影响,以及2020年疫情对沿线地区可达性及经济潜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兰新高速铁路开通后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下降明显,可达性明显增强,经济潜力也大幅提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波动,进而影响了沿线节点城市的可达性。

基于GIS的陆路交通可达性空间测度与评价

基于GIS空间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行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区域陆路交通网络可达性,采用引力模型、潜力模型,定量测度和比较分析区域内城市空间作用强度、潜力值。结果表明:形成以成都、重庆为双核的优势区域,以成渝主轴向南北两极逐渐升高的平均最短旅行时间的空间分布格局;核心城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受区域位置、距离、道路通达性影响而存在较大差异;潜力值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

长江三角洲公路网络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以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为指标,1986年、1994年、2005年为时间断面,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公路网络中主要节点城市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并结合公路货运特征(货运量区位商)分析了各节点可达性水平对其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可达性空间格局总体变动不大,其值以上海、苏州、嘉兴为中心向外围呈不规则环状增高;公路网络的逐步完善极大地提高了区域内主要城市间的可达性,但不同阶段可达性演化特征不同,第二阶段(1994￣2005年)可达性提升较之第一阶段(1986￣1994年)更为显著;可达性值变化幅度与初始值有关,可达性值变率在第一阶段由北往南逐渐降低,而在第二阶段呈多极格局;随路网的不断完善,可达性水平由中心向外围呈圈层式优化;多数城市可达性状况优于平均水平,各节点城市相对可达性在第一阶段变化不大,但分布趋向于不均衡,第二阶段改变较大并趋于均衡分布;各节点城市可达性对其发展的影响可分为良好支撑、相对制约和基本适应三种类型。

区域高速公路网络构建对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以安徽沿江地区为实证

以安徽沿江为实证,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分析了高速公路网构建对节点区内联系及区外联系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分析了节点总体可达性格局的变动;随后对总体可达性的变动幅度及其相对可达性变动格局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安徽沿江高速公路网络的构建显著提高了区域整体可达性,且促进了可达性的均衡化;区内联系可达性、区外联系可达性及总体可达性三者格局特征不同,路网构建所形成的影响也各有差别;东部及北部地区可达性变动幅度小于西南部地区;根据可达性系数的变化幅度及方向,可将节点归为相对可达性下降、相对可达性稳定及相对可达性上升3类。

高速铁路建设对我国省际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

以省会城市为网络中的节点,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对我国"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城际客运系统建成前后省际可达性及演变态势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高速铁路建设使东中西地带内、地带间及省区的总体可达性均获得了大幅度提升,可达性中心区的范围沿骨干客运专线向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拓展,圈层状空间格局依然很突出,两极分化趋势在加剧,高速铁路网建设对各地区的空间经济效应还存在很大差异。经过对高速铁路建成前后各省区的地带内、地带间及总体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对比分析,从客观上论证了高速铁路建设的必要性及加强省际经济联系的重要性。

穗港走廊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分析

以通达性为切入点,以G IS工具为技术手段,用最短时间距离以及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两种指标,其中后者以人口数为其加权因子,根据区域之间的道路通车情况,建立网络模型,对广州至香港之间的廊道状区域的陆路交通网络通达性现状及其空间格局进行计算分析。分析得出,穗港走廊内部的陆路网络通达性呈现出同心环状态分布的空间格局,并且其通达性水平以环心为最优,逐渐往外层递减。把两种指标的计算结果换算成通达性系数,进行对比,发现利用人口数作为加权因子之后,走廊南部在整个网络的通达性地位得到了提升,但同时走廊北部的通达性地位却受到了削弱。

不同指标下的穗港城市走廊潜在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

本文以最短时间距离以及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两种指标,其中后者以未来人口数为其加权因子,在对广州至香港之间廊道状区域的陆路交通网络现状通达性数据进行计算的基础上,对其潜在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进行预测分析。由此得出,穗港走廊内部的陆路网络潜在通达性呈现出同心环状态分布的空间格局,其潜在通达性水平以环心为最优,逐渐往外层递减;两种指标换算成通达性系数进行对比,发现利用未来人口数作为加权因子之后,走廊南部在整个网络的通达性地位得到了提升,但走廊北部的通达性地位却受到了削弱;穗港走廊潜在通达性空间格局比现状更加收敛,整体通达性水平得到提升,初始通达性水平越低的地方,提升的幅度越大。

基于不同指标的公路交通网络可达性评价--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选择最短时间距离和加权平均时间距离两种指标,以1∶25万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的道路网络数据为基础,利用ARCVIEW软件的网络分析模块,对江苏省县级及以上的65个节点城市的可达性状况进行分析评价,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指标在评价其可达性状况时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加权平均时间距离度量时,可达性的中心区显著南移,快速干道指向性相对减弱,可达性系数值更加离散。两种指标下,节点的可达性都与节点的中心性相关,其中最短时间距离指标下节点的可达性与几何中心性的相关性较强,而加权平均时间距离指标下节点的可达性则与经济中心性的相关性更强。正是由于这种相关关系,使得两种指标下可达性空间格局都呈不规则的同心环状分布,越向外围可达性越差,而加权平均时间距离度量时可达性的中心区显著南移,快速干道指向性相对减弱。

高铁对京津冀地区可达性及经济联系的影响

考虑市内交通衔接和乘客出行行为选择,通过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相结合,从不同尺度分析高铁建设对京津冀地区可达性的变化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市域和县域的可达性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形成以京津、京广、京沪方向为轴线向外扩展的不规则环状分布格局,且可达性水平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2)高铁对沿线核心城市的经济潜力提升作用明显高于边缘城市,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圈层式递减,且以北京为顶点的"倒V"的空间格局。(3)随着可达性时间范围的扩大,京津冀区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逐渐弱化,且最优辐射范围在3.5 h以内。

铁路提速对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以兰新铁路沿线区域为例

选取兰新沿线为研究区域,利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为指数模型,定量分析了铁路提速对沿线节点城市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铁路提速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可达性大幅提高,缩小了沿线地区的交通区位差异,但不同阶段可达性演化特征不同,1994—2000年间可达性提升幅度较大,2000—2010年间变化幅度较小,这与铁路提速的幅度不同有着密切关系。同时铁路提速促使新的经济增长极的形成,推动腹地地区经济发展。

甘肃省县域可达性与经济联系格局分析

综合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时间距离引力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甘肃省81个县区的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各县区可达性分布不均衡,呈现以省会为核心的中部高、东西边缘低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省内可达性按地区划分由高到低依次为:陇中地区>河西地区>陇东地区>陇南地区.县区间的可达性具有自相关特性,呈现明显的"低低"和"高高"集聚区的空间二元结构,低值聚集区位于中部地区,高值聚集区位于东西边缘地区.距离较近且主导产业类型相似或综合实力较强的县区间联系更为密切;各县区的经济联系总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以各市市区和个别综合实力较强的县区为中心向相邻单元辐射的中心-外围布局以及由西北向东南地区递减的趋势.

京沪高铁对沿线地区可达性的影响评价

选取京沪高铁沿线19个节点城市，利用交通成本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模型定量分析了京沪高铁的建设对沿线节点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可达性大幅提高，提高幅度都在50％以上，极大的压缩了时空距离，缩小了沿线地区的交通区位差异，促使经济区重新划分，推动经济腹地地区经济发展，改变城市传统的居住模式，增强区域一体化趋势．

宁安高铁对沿线城市交通可达性的影响

高铁作为一种快速、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导致原有的区域可达性及其影响下的区域空间联系发生变化.利用反映区域可达性时空变化的加权旅行时间、经济潜能模型、吸引力模型和反距离加权差值法,测度宁安高铁开通前后沿线地区可达性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宁安高铁开通后沿线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平均旅行时间大幅缩减,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大幅拉近,城市经济潜能显著提升,沿线规模较大城市间的相互吸引力明显增加;可达性提升程度在空间上呈现较大的分异,总体上交通可达性呈现线路东部高、中西部次之、西部端点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宁安高铁开通对沿线地区的区域可达性产生较大影响,时空收敛显著,但宁安高铁沿线区域的空间可达性格局并未打破.

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可达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对交通发展与沿线城市可达性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城市可达性的理论,以石武高铁为例,分别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广义加权旅行时间这两种评价方法构建模型,对高铁开通前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指标值进行估计,定量分析了石武高铁对其沿线10个城市可达性的影响,论证了高铁对其沿线城市可达性影响的机理。研究认为,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法只考虑高铁在缩短旅行时间方面的因素,得到的估计结果说明了石武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提高幅度约为40%;而广义加权旅行时间法除了考虑旅行时间方面的因素外,还考虑到高铁票价的因素,得到的估计结果说明票价因素使石武高铁对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影响的显著程度降低了,可行性提高幅度降至18%左右;高铁可以通过实行淡季或非高峰期票价折扣来提高客座率。

国家中心城市陆路交通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测度

陆路交通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发挥关键的基础性作用。文章首先采用陆路交通可达性作为交通发展的表征指标,测度了国家中心城市的陆路交通可达性水平,然后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分析国家中心城市与36个节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并结合城市空间格局对国家中心城市的陆路交通可达性及其对外经济联系强度进行比较。

基于GIS的福建省路网可达性及其空间特征

基于GIS,从县域尺度分析2019年福建省路网可达性及其空间特征.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分析福建省的路网格局;利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分析福建省路网可达性空间格局.结果表明:福建省道路交通网络核密度较高的区域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呈多中心分布形式;福建省道路交通网络可达性存在空间分异特征,从东南沿海地区到西北山区可达性逐渐减弱,圈层空间格局突出.交通网络可达性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福建省西北部地区应注重交通与经济的协调联动发展,以改善其交通网络可达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