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时代的镜鉴书与基督教王侯饮食生活规范的确立

加洛林时代镜鉴文献中存在不可暴食、提倡禁食、不可醉饮、宴会节制的劝诫之言。而镜鉴家们着力于饮食劝诫的缘由在于其涉及基督教节制的美德、涉及个人健康的问题以及受修道院禁欲文化的影响。饮食劝诫之言多见于俗人镜鉴书,而王者镜鉴书较少提及这一主题。加洛林时代镜鉴书中的饮食劝诫之言并非完善的饮食生活的规范指南,在社会现实中也很难真正落实。

加洛林时代历史文献的政治倾向性

国内学术界在评判中古西方史学运行机制,以及在对中西古代史学运行机制进行比较时,往往认为中世纪的西方史学与世俗统治权力之间并无密切的联系。实际上,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加洛林史学的实际状况。在加洛林时代,由于加洛林王/皇室对于修史活动的支持和影响以及加洛林君主对于教会的牢牢控制,使得加洛林时代的许多历史作品都沾染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政治偏见。加洛林王朝鼎盛时期的许多历史作品都存在着一种敌视前朝、拥护当今的政治倾向,而加洛林帝国内战时期的一些史学作品则由于作者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而政治立场迥然相异,针锋相对。

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形式及其价值

查理曼帝国的建立把蛮族入侵以来的日耳曼王国和自克洛维皈依以来的政教联盟推向一个新的顶点,同时把纷杂无序和不断冲突的各种文化因素调整为一种新的文化。查理曼帝国的辉煌也预示着中古文明的结束和新的中世纪文明的开始。但查理曼帝国并没有能够维持长久,他的孙子三分天下而使欧洲步入了四分五裂的封建时代。因此,加洛林时代的历史现实,是由统一到分裂,由安定到混乱。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变化中,历史著作也必然要对此作出反映,通过各种体裁记述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和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这些历史编纂者留下的著作不但记载了历史,而且也反映了加洛林时代的史学编纂趋向及其价值。

论世界编年史体裁在加洛林时代的延续和创新

世界编年史是中世纪西欧较为流行的一种史学体裁,由于与基督教宣扬的线性时间观相吻合,这种体裁形式便盛行于中世纪西欧的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地区。在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世界编年史体裁的摹本流传甚广,加洛林时代的编年史家以此为摹本,创作了不少新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延续了世界编年史体裁的某些基本原则,不过,在具体的写作程式和风格上,他们也有所突破和创新,这种"变"与"不变"反映了加洛林时代在中世纪史中既普遍而又特殊的历史地位。

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库莱讷敕令》与加洛林时代君臣协商的政治文化

《库莱讷敕令》是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颁布的一道重要法令,该敕令颁布于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叛乱迭起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颁布有明确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义务,增强统治集团凝聚力以巩固新建王国的目的。《库莱讷敕令》所强调的君臣一体理念建立在法兰克人“君臣协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基础之上,该传统自法兰克王国立国之初即已实行,并非秃头查理时代独创。而且,这一政治传统被部分西方学者赋以“共识政治”的理论名称并予以学术化的阐释。该理论以“君权神授”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王权与教俗贵族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之上建构一种“一体化”的和谐状态,以此维系王权在政治格局中的中心作用。《库莱讷敕令》竭力呈现此种理念,在颁布之初起到了黏合统治阶层并使之“一体化”的作用,但在秃头查理崩逝后,因王位继承危机导致王权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状态不复存在,《库莱讷敕令》所蕴含的“君臣协治”且平衡一体的原则无法延续,其凝聚封建国家的作用亦戛然而止。

服务皇室——加洛林时代史学鉴戒功能的新指向

从古典时代直至加洛林时代,史学的鉴戒功能一直被西方的治史家们所贯彻。不过,由于社会政治结构体系的差异,史学鉴戒功能的指向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古希腊罗马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在内。而在加洛林时代,由于君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以及皇室教育和封臣效命封君的义务,使得这一时期史学作品的鉴戒功能出现了服务皇室的新指向。

律法与新民:《申命记》与加洛林时代的共同体想象

圣经旧约经书《申命记》在加洛林时代不同层面的共同体想象和秩序规范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萨利克法典》百条本序言借助《申命记》的“神恩—特选民族”话语表达对法兰克民族的称颂,体现了丕平政权对内外时局的舆论回应。将《申命记》中“特属之民”的身份运用于法兰克人的做法,很可能源自罗马教宗。卡特伍尔夫和约纳斯等以《申命记》中对统治者的训示劝谕加洛林君主履行“对上帝之民确立上帝的律法”的职责。查理曼时代的条令中对《申命记》律法的运用反映出通过改革打造以“神命君主—基督之民”为基本结构的加洛林基督教政治的努力。对编撰于9世纪初里昂的佚名注释的分析表明,在国族层面之外,《申命记》也被加洛林地方教会用于构建以“教士—信众”为主轴的基督教教牧秩序。对部分《申命记》律法字面义权威的强调,强化了基督教共同体生活的神圣认同。

一部奇异家书--西方学界关于多达《人生指南》研究的启示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即围绕着多达所撰著的《人生指南》一书所展开的持续探讨。该文献对于中世纪史、中世纪文献学以及西方女性史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西方学界对此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历程,并从史料学角度就其对中国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历史研究的一些启发加以阐述。

母子、夫妻与家国:多达撰写《人生指南》缘由与心境之探析

《人生指南》,是9世纪中叶加洛林贵妇多达为其长子威廉所撰写的一封篇幅颇长的家书。在教诲其子获取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成功的同时,多达也从一个特定角度、层面对当时法兰克社会的变革与动乱加以描述。无论就其内容、体例,还是作者身份、性别而言,《人生指南》都极具特色,是加洛林时代所流传下来为数甚少出自俗人之手的著述之一,而且也是唯一一部由世俗女性撰写的著述。交织叠加的个人、家庭、国家与时代等多重背景,纠缠难解的思念、担忧与哀怨等复杂情感,方为促使多达撰著该文献的真实心境和缘由。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探析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系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的滥觞,也是当时最为主要的史乘之一。'官方史书'、原创性、引领性以及巨大的影响力是这部史著的主要特征。从其所涵盖的时间、记载的内容和编纂体例等各个方面而言,这部文献无论是对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社会历史加以探究,还是对加洛林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变革予以梳理和考察都是一部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的历史文献。虽然西方学界对此著述业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然仍有继续深入探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