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二卷)读后札记

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二卷)讨论了汉代至宋代的货币、市场、信用制度、人口等问题,其着力最多的是在流通领域。令人惊奇的是,现在学者们讨论的许多问题,在二十世纪初他就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之所以能历久而弥新,首先在于它们都是在学术的脉络里提出来的。其次,它们都建立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上。再次,加藤繁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窝于考证之中。这是一种沟通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之间鸿沟的高明的写作方式。本文对《中国经济史考证》作了简要评述,认为它是一本引导我们进入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相当合适的著作。

加藤繁与《中国经济史考证》

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白鸟库吉的民族史研究以及中田薰、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构成东京学派中国史研究的三大支柱。文章对加藤繁的学术历程及《中国经济史考证》作了全面论述。

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

唐宋城市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经常回顾其学术的发展过程,自觉反思研究方法,对维持其学术质量和深化认识尤为重要。本文以唐宋城市聚落研究为主体,归纳其学术史中的一些具体表现,分析推动诸种学术进步的因素,对代表性的论点和研究方法,提出批判性的反思意见,对今后唐宋城市史学术研究的可行性思路提出建议。

里坊制研究中墓志资料的限度——读《里坊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书后

以往,一般认为在魏晋至隋唐时代,中国的城市施行着坊市制度。这一看法首先由日本学者加藤繁、宫崎市定等提出,得到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的验证,确立了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的理论地位。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新资料的公布。

关于唐代白银地金的形制问题

唐代以前,白银已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或储藏手段等职能。因此,具有一定的形式是毫无疑问的。《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冬,……有司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这可能是中国以银为货币的最早文字记录。

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入手

一、序言有关六朝时代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迄今实已积累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我以为首先要列举的,应是宫川尚志氏的论考《六朝时代的村》。关于存在着以村作为名称的聚落,加藤繁氏等业已引用唐宋时代的史料予以论及。而宫川氏的研究,则是从城市和农村的分化这一视角出发,对村的起源、地理的分布及其实际状态,进行了考索。

明代浙江市镇分布与结构

市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兴起的,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著名学者加藤繁所写的《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早已闻名遐迩;周藤吉之的《宋代乡村店、市、步的发展》,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的村市和庙市》。

唐代酒家兼營“櫃坊”考

所謂“櫃坊”,是唐代通行的一種錢物保管機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經濟史家加藤繁發表《櫃坊考》一文,首先揭示了這一商業機制的存在,幷指出“櫃坊”的作用是“以收取保管費、存放金銀之類為業,并且可以用支票調換現錢,受人委托,出賣貴重物品”,它“也許就是中國銀行業的開端”。

谈谈读外国书

当年鲁迅先生在其杂文《青年必读书》中对青年发出忠告:"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原因是"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其实。

从银铤实物考察唐宋时期白银的货币化问题

早在19世纪20年代,日本加藤繁先生在他的著作《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就探讨过唐宋白银货币化问题,他认为白银在唐代上层阶级已发挥货币机能,至宋代扩展到社会全体,白银作为货币的作用也更加发达。但因当时考古发掘资料的限制,部分论断参考实物不足。之后,彭信威、汪圣铎、高聪明、王文成等国内学者从史料和实物出发,对唐宋白银货币化作了不同阐释。随着近些年唐宋银铤的不断发现,为开展白银货币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实物资料。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以银铤(饼)实物为视角,考察唐宋白银的货币化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从考古发现谈南宋白银流通的几个问题

南宋白银流通的探讨,首推日本加藤繁博士的《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该书有关章节中,从中国古代文献着手,对南宋公私经济方面的银货币资料作了较多的辑录和评述,开拓了南宋白银流通的专门化研究。可是,加藤繁博士的宏著成书较早,由于时代所限,其选择史料无法兼及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这自然是遗憾的事情。解放以后。

北宋早期民间交子产生时间的研究

北宋早期民间交子产生时间的研究吴筹中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ＩＭ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ＡＰＥＲＭＯＮＥＹ“ＪＩＡＯＺＩ”ＩＮＥＡＲＬＹＮＯＲＴＨ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ｕＣｈｏｕｚｈｏ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ｕｔｈｏｒｔｈｉｎｋｔｈ...

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续)

上文集中介绍了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以及两大学派之间围绕着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展开的论争。鉴于这种简化和突出问题的论述方式容易产生误解,因此有必要再作一些补充的说明。首先应当指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并不是仅仅由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组成的两极世界。在东京和京都两大学派之外,还存在一些较小的学派(例如以广岛大学为中心的'广岛学派'等)

东洋史学的创立与发展(下)

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昭和五年-昭和二十年(1930-1945),是为畸盛期。此一时期,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残暴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对外发动疯狂的侵略战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和东南亚的许多地区。这种形势,给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带来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

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中)

如前所述,战后,日本东洋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论战。论战主要是在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两大营垒之间进行的,前后持续三十余年之久,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中国史的时代区分、秦汉帝国的形成与性质、六朝贵族制与共同体、唐代均田制的渊源与实施、宋代的庄园制与佃户制,

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下)

二、关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论战唐宋之际社会变革说,也是内藤湖南首倡的。在大正十一年(1922)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以及《支那近世史》(1947)等著作中,内藤湖南提出,唐宋之际社会发生显著变化,其表现有三:一是由中世的贵族政治向近世的君主独裁政治转化。

评《宋代商业信用研究》

评《宋代商业信用研究》高聪明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而后期则以宋代为开端，标志之一就是商品经济的显著发达，宋代商业发展不仅远超以前诸代，而且对明清时期也有重要影响，所以宋代的商品经济一直是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并且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有些方面...

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上)

日本东洋史学界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分为不同的学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东京和京都两大学派。早在战前二、三十年代,两大学派即已形成;战后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两大学派围绕着中国史研究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壁垒更加分明;七十年代后半期以来,论争日渐平息,壁垒若隐若现。

宋代已有“银行街”了吗?

在金融史研究中,经常有人提出：古汉语中早有“银行”一词,并且南宋建康（今南京）的银行业非常发达,曾形成一条“银行街”,以此来证明银行古已有之。实际上,古代的“银行”一词虽然与今天表示信用机构的“银行”用字相同,却不是一个意思,将古今“银行”的词义等同起来,实属对古书的误读。对于南宋建康有一条“银行街”,学者们的论述都差不多,可用曾康霖等著《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中的说法为代表：

瓦子究竟是什么场所

宋元文献中的'瓦子',古今学者往往释为戏场、演艺场或娱乐场所。清人方以智甚至认为瓦子就是勾栏(戏院)(《通雅》卷三八,《宫室》)。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不甚恰当。瓦子应是指宋元城市中的一种市场。瓦子,又作瓦市、瓦肆。市和肆音义皆近,无须多赘。'瓦子'一词却应是由'瓦市'演变而来。宋人往往在'市'后连以'子'字为后缀。如《东京梦华录》所见有'土市子'、'鬼市子'、'瓮市子'。由此推知,瓦市起初或可称作'瓦市子'。称谓既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