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

清代嘉、道两朝江南有漕省份传统漕运体制的危机达于极点,漕粮应否在原额基点上加赋引起朝廷内部争议,"不加赋"的祖制虽一再受到挑战,却未被突破。咸丰以降,大故迭起,中国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有漕省份相继更改漕务章程,原来恪守的"不加赋"祖制被打开缺口,鉴于完全依赖河运的漕运旧制支离破碎且已难照旧复原,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推行"穷变通久"之策,重建漕运新制,而部分言官祭出祖制法宝已黯然失去昔日法力。数十年间,世间百态和人们的观感竟发生如此大的改变,令人感慨太平军兴前后社会变迁之巨。

清代漕粮加赋初探

"永不加赋"堪称清朝治国大训,晚清以前历代皇帝奉行惟谨,但当时就有指其虚伪者,亦有言之凿凿历数各次加赋者,今人对清代所谓"不加赋"政策实际运行状况有深入的研究。本文以档案、文献为据,着重考察漕粮历次加赋的史实,并据此揭示漕粮加赋复杂性和隐蔽性的特点。

从河工加价摊征看清代加赋的正当化困境

河工加价是指清代河工例价确立后,因市价上涨等原因导致超出例价的增溢部分,以河南最为典型。河南的河工加价经历了从直接动帑到官员摊赔再到民间摊征的转变。河工加价的民间摊征具有徭役货币化性质,在“不加赋”成为国策的背景下,需要更有力的正当化解释。清朝先后以受益原则和借资民力作为摊征的理由,但受益原则有其局限性,借资民力则更容易回到传统的加赋,而在民众有组织的抗争之下,河工加价被最终豁除。河工加价摊征的历程说明无法为加赋找到正当化的途径是清代财政的重要症结所在。

清初“摊丁入亩”政策对环境的影响

清初“摊丁入亩”政策对清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对环境也构成了巨大威胁,引发了地表植被遭严重玻坏、自然灾害频繁、珍稀野生动植物大量灭绝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剖璞见玉,对今有史鉴作用。

论清代定额化赋税制度的建立

清朝政府通过从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摊丁入地”的赋役改革，建立起完备的赋税制度。丁银和地粮是清代赋税的基本内容。康熙的不加丁赋政策，首先使全国的丁银总额固定下来。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又利用地亩稳定性的特点，使得业已固定的丁银总额更易征足。由于地亩本身的增长变动不大，地丁合一实际上使得清代赋税正项征收总额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从财政收入的组织功能上看。

浅析清代“摊丁入亩”赋役制度改革

“摊丁入亩”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三次重要的赋役制度之一,它取消了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完成了人头税归并于财产税的过程和赋役合并过程,至此税、赋、役三者最终得以完成其合分合的漫长历史演变。因此,研究“摊丁入亩”制度对我国税收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历史背景、主要内容、特点、影响和启发经验五方面出发,对“摊丁入亩”制度进行剖析,为我国税收制度改革提供借鉴经验。

“借资民力”与清代四川“按粮津贴”的税收化

清代“不加赋”的国策与增加财政能力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借资民力”这一权宜之计为国家从民间汲取财力提供了“合法”解释,但也有其局限性。四川“按粮津贴”是其中典型案例,通过对其缘起与演变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清代财政运行的理解。“按粮津贴”原本为民间的私相帮贴,乾隆时期逐渐合法化,嘉道时期演变为战时军费的筹集方式,咸丰军兴后由偶尔实施变成持续性加派,清末清理财政之时被确定为正式税收。“按粮津贴”的税收化,与其说体现了国家财政现代化的历史大势,不如说完成了一次传统意义上的从“非法”到“合法”的“加赋”旅程。